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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文學主題學的轉向研究

時間:2020-04-24 來源:青海社會科學 作者:劉圣鵬 本文字數:9118字

  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最新范文8篇)之第四篇

  摘要:近年來, 中國文學理論和比較研究界鼎力推介批評理論。批評理論大致內涵各占三分之一比例的各大人文社會學科分支, 首先是傳統文學理論和狹義比較詩學, 然后是文學和文化研究, 再后是文化哲學和國際文化政治等廣義比較詩學。享有這種廣泛綜合性的批評理論, 顯然構成了與比較文學二而合一的知識新局。與其用危機論、取消論來喻指比較文學發展中產生的各種困境、困惑, 不如將批評理論當成比較文學的自然生成, 二者在從資本主義現代性體系推演到帝國主義文化全球化格局再到后現代世界體系重建的現代世界歷史路徑中, 既相與同謀又相與創生, 有望成為20世紀全球化學術的基地和歸宿。

  關鍵詞:文學理論,比較文學主題學,批評理論,全球化學術

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

  中國比較文學在新時期的復興與發展到今天已經三十年了, 積三十年的經驗、教訓對其進行制度和學理的反思, 不僅是學術觀念的必要展開, 也是制度合理化的必然過程。鑒于現代學術制度不僅是學理的結果, 而且還是教育行政推動使然, 有必要先行建立學制服從學理的理念。中國比較文學由于其晚近建制的學術史, 使西方比較文學百余年的學術積累蜂擁而至, 導致中國比較文學未經一個自然發展的學術過程, 就形成了對其學理和建制的雙方面認同困惑。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的比較文學熱和美學熱一樣, 不過展示了國人閉關鎖國三十年造成的知識求知理想, 而90年代的比較文學則反映了學科內部的本土學術問題積累和自我學理認知的知識學過程。應該說近二十年的中國比較文學的自我學理認知, 遠比西方比較文學有著更多的學術積累, 也有可能為國際比較文學的發展, 建立來自中國的經驗和模式。

  一、批評理論的發生

  20世紀后半葉, 伴隨著西方和世界民族國家先后進入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快車道, 傳統階級政治讓位給以社會整體生活平等為目標的文化政治, 傳統意識形態政治讓位給以多元文明普適性共存為導向的國際文化政治[1]。在這一整體社會背景中, 西方文學理論將批評視角迅速轉到文化批評和民族國家文化政治繼而轉到國際文化政治中, 同時促成了傳統文學理論和本科比較詩學向文化批評、跨學科比較詩學的轉型, 綜合性批評理論得以生成。

  批評理論奠基于文化批評。文化唯物主義認為, 文化和文學等各種文化形式都具有物質和社會屬性以及社會意義, 顛覆了精英文學觀和文學中心主義, 使通俗文化進入文學批評;而廣泛的文化形式作為具有廣泛指意性的文本符號, 也以廣義符號學的形式進入文化批評視野。[2]解構主義哲學思潮推動了文化批評的多元化。隨著解構主義將形而上學同一性消解為多元差異性, 身處后殖民主義時代的文學理論等傳統人文社會科學的內容和形式發生了巨變, 將批評視角移入邊緣、少數、性別、身份、族群等廣泛的跨學科跨文化領域中。而偏向對文學、文化、哲學、美學、歷史、政治、社會學、人類學、影視、建筑等多學科理論洞見的互文互用, 卻并不在意某個洞見成為核心, 成為各個人文社會科學批評的約定共識, 綜合性批評理論遂最終命名。

  批評理論在價值論上體現為對資本主義進步現代性進行反思和救贖的文化哲學重構, 拒絕各自以本質主義的真實面目出現的普遍性或差異性, 堅持建構主義的多元有限普適性, 實現了學科理念的非本質主義哲學轉型。批評理論的轉型所標識的學科反思和重置, 隱含了對韋伯為現代學術建立科學與價值分立原則的揚棄, 現代學術因價值無涉而擺脫了實體政治相關并保證了對社會進步的持續推動, 批評理論又將該分立原則返回了批評與文化政治相關, 而對后政治施加了強力意見影響和意見介入, 實現了學術合法性理念的文化政治轉向。

  西方批評理論的文化政治學轉向, 深化了文化批評的內涵, 擴大了文化批評的范圍, 提升了文化批評的質量, 使文學批評向文化批評的轉化因文化就是政治的民主意見訴求而浴火重生, 形成不再局限于文學意見本身的文化政治洞見, 促成面對社會現實的理論力量。新時期中國文論一直深受西方文論影響, 幾乎翻版了西方文論的任何一種批評模式, 不可能注意不到西方文論的這一重大轉向, 然而卻一直未能在內容和形式上形成明顯的整體上的中國批評理論。當然, 這跟中國民族國家文化一直從屬于實體政治、從未正式獲得價值分立的政治地位相關。中國民族國家政治從未改變過自己的精英政治角色, 在新的歷史時期, 大眾民主政治的培育明顯后滯于新威權主義的精英政治變革。大眾文化批評因此只屬于較低層次的通俗文化批評, 從未上升為文化政治學。在現階段, 把大眾文化批評提升為文化批評進而提煉為文化政治學, 對于當代實體政治改革暨民主制度建設以及文學理論和文學實踐批評, 具有雙向互動的社會進步意義。精英政治給予大眾文化以價值中立機緣, 大眾文化給予精英政治以民主推進。文化不再是精英政治的工具, 文化以及文學、審美、文學翻譯等本身就是政治, 文化政治遂成為民主政治訴求的大眾文化渠道和舞臺。

  由文化批評的文化政治學催生的批評理論給比較研究帶來了學科理念的整體變革, 比較文學學科在其帶動下, 亦發生了具體學科要素的若干轉向。

  二、比較文學理念的轉向

  (一) 從文學性到符號性

  比較文學的發展史表明, 比較文學的第一階段以文學性為中心, 使比較文學僅僅成為文學史的附庸, 使其他民族的美學淪為西方美學的例證。比較文學的第二階段克服了西方中心論的束縛, 以跨文化、跨文明為中心, 以中國和印度等少數邊緣族裔的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實踐為范例, 將民族文學、美學的差異性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目標。而比較文學的第三階段則擺脫了文學性和民族性的專注, 以廣義符號和跨學科為中心, 將具有文學性內涵的廣義文化符號置于多學科的考量范圍, 使單純文學文本的文學性轉化為廣義符號的文學性, 使比較文學擁有了新的指稱:批評理論。

  近三十年, 歐美批評理論進入所謂后現代批評時期, 形成了北美批評理論的國際政治批評轉向, 一直以馬克思主義批評和后殖民批評為主潮, 其中包含多種批評主體和理論視角, 給以全球化為標榜的帝國主義文化形式以作為多元普遍性出現的差異化批評制衡。2000年后,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批評的泰斗弗里德里克·詹姆遜、北美新生代批評家邁克爾·哈特已將其所擅長的文學批評的文化哲學視角, 完全、徹底、堅決地轉折到圍繞政治運行的主體性、權力等傳統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要素中[3]。哈特在遠離文學活動的外圍, 通過《帝國Empire》[4]和《諸眾Multitude》[5]兩部著作的命名, 建立了文學政治學的概念體系。他認為現代政治學概念, 如主權、民族國家、人民等, 已經失去了分析的力量。必須創造諸眾、帝國等新的觀念以與后現代文化變化串聯, 力圖用概念的變化貫穿對當代生產、市場和主權形式的反思和比較。由此來看, 文學批評已經滲入到一般國際關系學、國際政治學領域, 給近十年來沉浸在邊緣、少數、差異等細微末節之下而潮涌不再的以后殖民批評為表征的后現代批評增加了新的維度和推手。這種比較研究, 遠超過以通俗文化為對象的傳統文化批評的跨學科領域, 從通俗文化批評, 穿越精英文學地盤, 達至慣常由職業外交家和政治家專斷的國家和國際事務領域, 充分展示了西方知識分子左派的后政治理念, 顯示出文化批評和跨文化批評的政治維度和意識形態維度, 并且為主權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一種對抗帝國主義和反全球化的文化、政治和話語策略, 大有將帝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納入同一個戰略考量大局之勢。

  21世紀頭十年, 后殖民話語有所減弱, 文化政治的知識左派話語方興未艾, 形成了民間對民族政治和國際政治的解構力量甚至主導力量。他們前有貝爾、薩伊德、亨廷頓、沃勒斯坦、詹姆遜, 后有德里克、羅賓斯、森格哈斯、哈特, 這對文學研究回歸古典、回歸文本的保守傾向不諦一記響亮的應對[6,7,8,9,10,11,12]。歐美批評理論因此進入所謂后理論時期, 形成了北美批評理論的國際政治批評轉向, 給以全球化為標榜的帝國主義文化形式以作為多元普遍性出現的差異性批評制衡。詹姆遜、哈特等北美新老批評家, 已將其所擅長的文學批評的文化哲學視角, 完全、徹底、堅決地轉折到圍繞政治運行的主體性、權力等傳統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要素中, 用廣泛的整體的政治維度和意識形態維度填補了后殖民批評的邊緣和瑣碎, 這種產生于文學批評又遠遠超出文學批評的比較研究, 給國際比較文學深化研究方法和轉換研究風氣, 提供了必要的知識學參照和批評實踐動力。

  (二) 從跨文化到跨學科

  在經濟、金融、貿易、交通、信息、產品、文化等為表征的全球化語境中, 跨文化已成為現代民族國家不可逃避的必然語境, 前現代民族國家相對孤立的文化狀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開放文化狀態轉向, 跨文化因此從前現代民族國家的特異狀態轉化為世界每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普遍狀態。比較研究已經滲透入民族國家話語的方方面面, 同樣成為非比較研究學科的普遍性話語, 跨文化已經失去了作為文化特異狀態的指義特權, 因此需要尋找其他特異性話語, 來指代現階段的比較研究。這樣, 跨學科的比較文學就與近幾十年牽涉多學科的符號批評合流。擺脫了文學性束縛的比較文學, 在多學科的語境中, 特別在殖民和后殖民、現代性和后現代問題中, 顯示出其廣泛、豐富的人類符號及其指義的現實性、批判性和針對性。

  (三) 從關注歷史 (知識) 到關注現實 (理論)

  以符號性和跨學科為標識的批評理論, 其話題、話語的廣泛指涉性和針對性, 使每一個論題都構成了事實與推論之間的明確邏輯指向, 從而具有了鮮明的問題意識和理論結論, 因此把它稱為具有批評性質的理論, 大概意由此出。由此來看, 在文化批評語境中固守文學性的比較文學立論, 不僅未能發現比較文學的潛在特性, 還壓制了比較文學的潛在生長。固守文學性的比較文學成為孤立的單純學科, 信守綜合性的比較文學成為開放的綜合學科。當然這一比較文學的發展路向, 更多地來自于作為現實推動的科際推動, 而來自于知識推動的科內推動則慢了半拍, 因此現階段比較文學的任務, 就是在科內實現知識學的批評理論轉換, 從而從科際推動轉到科內推動上來。冷戰結束后, 短暫的和平假象促成了全球化話語的狂熱;然而進入21世紀, 全球化展示的不是人類和平發展的曙光, 卻是日趨激烈的民族守成。這種種文化政治現實對全球化話語的顛覆, 完全可以通過現實驅動導致知識驅動, 即知識必須隨時保持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姿態, 才能應付和應對知識對現實的解釋和預判壓力。

  中國近二十年的文學生態和發展現狀, 深為文學批評家所詬病, 然而, 文學批評家很少從自身尋找原因。與其指摘作為文學批評指南的文學理論對中國文學敗落的現狀負責, 不如讓比較文學為中國文學現狀負責更為確切, 因為比較文學題中應有的面對當下的主流糾偏功能, 卻被更多的關注歷史的自言自語而消弭了精力。當然, 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和比較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失職或失語, 也把批評理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適用性提上了議事日程。在國際全球化體系的不平衡格局中, 在國內文學批評的多元取向中, 中國比較文學應該充當起主流糾偏的功能。中國上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熱, 比較文學不僅沒有承擔起反思的工具, 反而充滿了過于單純的局限于本科的文化學觀念, 對不久之后的21世紀初愈演愈烈的國際文化和政治爭端完全喪失預判功能。文學文化學, 上接哲學、意識形態, 下接大眾文化, 要想充當起對世界知識體系和社會進步有所助力的功能, 如果將其研究過度細節化、案例化, 則將喪失普遍性指向。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二十年, 中國比較文學、比較詩學、一般文藝學, 先后衍生了回到傳統、固守文學性、失語癥和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全球化、消費主義、非本質主義、國學與新儒學等等一系列話語熱點, 雖熱點不斷, 卻不能形成中國批評的有效、持久和普遍話語, 這顯然與其缺乏理論性原創性和現實針對性不無關系。21世紀國內、國際的文化、政治生態, 充分說明了批評理論不僅需要堅守民族守成的基本立場, 更要從民族文化、民族國家政治、國際關系等多方面出發, 擺脫狹隘的民族主義, 擺脫孤立的文學性, 擺脫論理的區域局限性, 適應多民族普遍適用的批判功能需要, 其批評實踐也因此而具有了范例性和典型性。

  (四) 從差異性到普適性

  西方學術向來追求普適性的理論解釋能力, 并不刻意提出什么民族、特色的局部、區域的有限理論。當然, 民族、特色理論的強調, 更多地出于民族復興時期文化守成的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政治策略。對于一個偉大的民族來說, 只有一個適度建立具有普遍適應性的理論, 才能夠釋放其民族精神對于人類的擔當。以此來看中國近二十年的比較文學相關學術話題, 熱點不斷, 但卻幾乎全部存在著民族主義局限性的危險, 雖各領風騷數幾年, 卻因形不成批評的有效、持久和普遍話語而難以為繼。

  以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話題為例。由于古代文類的現代語言和文學實踐的基礎的喪失, 古代文論已經失去了對現代文類的基本解釋根基;然而古代文論對現代文類的解釋根基的喪失過程, 正是現代文論基于現代文類的解釋結構建立的過程, 因此, 中國現代文論既不存在事實上的失語問題, 也不存在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缺失問題。關于古代文論能否實現其現代性轉換的問答已經內涵于現代文論的建立過程中, 通過這個話題, 暴露的是現代文學理論面臨傳統文化的現代性缺陷造成的傳統文化斷裂, 以及古代漢語語境文論與現代漢語語境文論各自喪失了基礎文類傳承的文學生態、文化生態和知識生態, 從而把當代批評建基于文化批評基礎上。2000年后, 南帆[13]、王一川[14]、陶東風[15]的三部力圖融合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論為一體的新文學概論, 可看做是這一現代性轉換的嘗試性結果。

  比較詩學在中國興盛了不過二三十年, 其結果證明的卻是現代漢語文論建構的不適應性結果。作為中國現代文論的語境要素的馬克思主義文論、西方文論、古代漢語文論, 已經成為捏合這三種差異性為一體作為強迫性目的的文學基本原理的必要構成要素, 盡管在這三者之間存在著理論和實踐的事實性解釋鴻溝。顯然, 三者在建立全球化學術的普適性理路上不可通約, 暴露的僅僅是民族特色理論的不適應性而已, 而這與中國的大國之路和大國地位是極為不相稱的。因此, 中國現代文論體系, 理應建立各種文論話語之間的普遍聯系性和普遍適應性, 而不是固守民族詩學差異性, 盡管發現和堅守民族詩學的差異性適度留存也是處于民族復興期的現代民族詩學的文化政治使命。

  (五) 從學科分立到學科合并

  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建立起來的一百多年, 對于其學科合法性的爭議從來就沒有斷過。這種爭議也促使比較文學不斷反思自己的研究實踐, 梳理自己與時代學術思潮的關聯。學科伊始, 比較文學是文學史學的一個分支, 為文學史提供特定時代的文學背景資料, 具有實證主義的材料歸納特性, 是文學史的從屬學科。當比較文學與文學史分道揚鑣后, 又作為總體文學的替身出現, 從文學材料出發, 驗證文學的總體概念和規律, 是總體文學暨文學理論的材料支撐學科。最近三十年, 隨著文學批評面向多民族、多學科、多觀念、多群體的多向度的出現, 比較文學又轉向與總體文學相反的路向, 文學材料與局部理論相結合而置于研究的前臺, 而置總體文學于研究的后臺, 或者欲以局部理論取代總體理論, 體現出差異性內質和后殖民外形的研究風潮。歐美當代文學理論的歷史性和多樣性存在, 使之既解構著總是以差異化身總體的傳統總體文學理論, 又與比較文學關于文學材料的廣泛性相遇, 試圖建構作為總體的對抗的少數、邊緣的差異性話語, 這一現象被歸納為批評理論。批評理論的濫觴, 大有將總體文學暨文學理論拋擲腦后, 又有取代比較文學之勢。從學科制度上看, 批評理論更多地出現, 文學理論更多地隱退, 比較文學更多地存在于建制本身。從學科事實來看, 作為理論背景的材料的重要性開始讓位于理論本身, 特別是較為狹隘的文學材料開始讓位于具有無限寓意的作為多種人文社科學科對象的符號。

  三、比較文學向批評理論的創生

  以知識學的視角觀之, 比較文學的旺盛期, 往往是多樣性知識的萌發期, 多樣性的知識要建立彼此之間的聯系, 這是知識學習的基本原理。多樣化知識的異同比較, 出于知識學習本能而非知識的自覺, 代表著人類知識幼稚期的實證論的階段, 比較作為手段, 知識作為目的。因而這個時期的比較文學, 更多地只是代表了知識啟蒙的學習心理, 而非學科自覺;而僅僅作為手段而非目的的命名, 當然缺乏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合法性。一旦多樣性的知識脫離表面的聯系, 進入實在論的境界, 即一種知識已經可以取代其他知識成為推理的源頭, 這些多樣性理論的競爭性參與, 標志著知識創造已經擺脫了知識啟蒙, 從歸納來到了演繹, 從外在類比到內在分析, 從幼稚期來到了成熟期。這時, 知識作為手段, 差異性真理而不是絕對理念作為演繹的邏輯起點, 作為方法的比較手段與作為學科的比較文學一起開始隱退了, 這反倒證明了比較文學僅僅可以當作人類知識啟蒙期的知識樣式的學科特性。而更符合比較研究特質、當然也符合了人類知識成熟期的知識樣式及其學科特性的批評理論, 就自然應時出現了。比較不再是手段, 而成為目的和知識本身。

  從當前歐美大學的相關學科制度及研究現象來看, 比較文學更多地顯示為各個大學科的內在比較研究取向, 而將各個大學科的比較研究取向分別取來, 構成一個綜合性的比較文學學科, 在學科性質上表現出將各個大學科的比較研究合一的取向。因而比較文學越來越喪失了其自身的性質, 或者以其他大學科的比較研究特性作為自己的學科特性, 或者以關于文學的比較研究特性代替其他所有學科的研究特性。這樣, 僅僅以比較文學, 而不是以比較哲學、比較美學、比較宗教學、比較文化學等學科的比較維度來給予命名, 就顯示出其命名與事實的明顯不一致。這也是在學科命名上, 比較研究愈來愈以另外的名稱來自覺地與比較文學命名區別開來的內在原因。

  在比較研究已經擺脫了知識啟蒙而試圖關注知識自覺的時候, 比較文學開始不適合擔當所有人文學科的比較研究的唯一名號。而批評理論, 卻愈來愈顯示出其適應了理論在先、批評在前、基礎材料在后等三項理論批評學科的必要條件。它可以不以討論文學為主, 但卻以人類存在于多種領域的符號為主, 僅以比較文學來稱之, 顯然抹殺了其外在特征的廣泛包容性;但僅就人類多樣性符號也同時具有的隱喻性而言, 它也體現了文學的本質特性。在這個意義上, 比較文學與批評理論成為可以互文、互代、互證的兩大學科稱呼, 所以在學科命名上, 西方大學建制仍然保持比較文學系的名稱, 而在學術研究上, 則以批評理論代而言之。比如美國知識分子集中的英文系, 已經不再受制于狹隘文本的審美分析的局限, 而是注重文本的背景要素———作為集體表述的文化取向和文化政治現實的跨學科研究, 表現為右翼文化保守主義知識分子和左翼文化國際主義知識分子話語, 二者均體現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包括東方的文學批評學者強力介入全球化現實的知識左派動向。

  分類以區別為標志。一個學科如果什么都是, 那也就意味著什么都不是;一個學科如果自以為是, 別人往往看著莫名其妙。人類學由于其本然的跨文化研究模式而又被稱為比較人類學, 然而這并沒有使比較人類學成為人類學之下的二級學科。比較政治學是政治學的研究分支, 但這并沒有使其成為政治學之下的二級學科。如果其他人文學科的比較研究分支沒有采取相對獨立的學科制度, 那么為什么比較文學可以獨享這一獨立學科分支?總之, 因為其過大的綜合性, 比較文學已經不適合作為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的一種文學學科, 或者說文學學科沒有必要比其他人文學科更有足夠的理由多成立一門比較學科。比較文學虛妄的將其他人文學科的比較研究籠之一身的做法, 也沒有一個實質的合法性。而比較研究特性的確實存在, 也使得比較研究成為每個人文社會學科的理性取向。這種學科的走向或轉向, 都是人類知識的特性和知識進步的顯現。批評理論本身不局限于綜合性的命名, 反倒顯示出其外延的一致性和內涵的合法性。批評理論作為一種學科命名可以松散地指代各個相關學科的比較研究分支。批評理論以話題劃分了比較研究的學科歸屬, 但卻正好證明了那種以偏概全的大一統的比較文學學科建制已經沒有必要。簡單地說, 作為一個學科的比較文學可以消解了, 比較文學作為一種學科命名的消解已經成為必然。當然, 各個二級學科中, 也有必要具備比較研究分支, 比較文學研究成品還要回歸其各自的材料來源, 比較文學從業人員還要回歸其各自的二級學科, 這才是比較文學的本位。

  比較文學是一個多學科的綜合學科, 可以涉及到文學、美學、文化學等等多種人文社會科學學科, 沒有任何學理邏輯必然要求僅僅與外國文學聯姻, 或更多地與外國文學聯姻。因此比較文學與哪個學科合并還是分開的問題, 實際上卻真實反映著對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學理的知識學認知問題。對于比較文學的學科建制問題, 大致可以歸類為三個觀點。一是學科取消論, 讓比較文學松散地回到各個二級學科, 成為各個二級學科的比較研究方向之一, 充分照顧到了相關一級學科的比較研究旨趣, 也同時解放了相關國別文學的元典研究本性。二是歸類于文藝學, 成為比較批評方向, 充分照顧到了比較文學的理論性、批評性和綜合性。三是獨立建制一級學科, 問題是比較文學不能壟斷比較研究的名號, 還應考慮到其他一級學科的名號, 或者以比較或者以批評稱名, 使其真正成為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比較研究和批評理論的共同體。換言之, 與其把比較文學稱之為一個學科, 不如把比較研究當成一個人文社會學科之間共享的比較研究意趣共同體。學術實踐的特性, 在于不受外在行政體制的壓制, 而受內在學術理路的引導, 并依次落實到學術體制中。當今歐美大學廣泛的跨學科學院的事實性存在, 就是這種學術理路的自我管理結果。

  近年來, 中國文學理論和比較研究界鼎力推介批評理論。批評理論大致內涵各占三分之一比例的人文社會學科分支, 首先是傳統文學理論和狹義比較詩學, 然后是文學、影視等文化研究, 再后是文化哲學、國際文化政治等廣義比較詩學。享有這種廣泛綜合性的批評理論, 顯然構成了與比較文學二而合一的知識新局。與其用危機論、取消論來喻指比較文學發展中產生的各種困境、困惑, 不如將批評理論當成比較文學的自然生成, 伴隨著從資本主義現代性體系推演到帝國主義全球化格局再到后現代世界體系重建的現代世界歷史全程, 二者既相與同謀又相與創生;作為已有三十年積累的中國當代比較文學, 應該能在比較文學向批評理論生成或曰批評理論從比較文學創生的理路上有所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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