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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文學主題學的美法學派相容性研究

時間:2020-04-24 來源:綏化學院學報 作者:馬衡 本文字數:8011字

  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最新范文8篇)之第五篇

  摘要:隨著美法學派爭論的終結, 比較文學研究者開始以更加理性客觀的態度反思并重新認識美法學派之間的關系。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在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方法以及理論屬性等方面確實存在著分歧。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學研究過程中研究范式的轉型, 而文學研究內在規律的一致性, 使美法學派內在精神上高度具有契合性與相容性。美國學派在發展的過程中肯定了法國學者對比較文學學科建立所做的貢獻和并認同其基本理論框架以及研究的方法。美法學派之間的爭論為比較文學的發展帶來了活力與動力。

  關鍵詞:比較文學主題學,美國學派,法國學派,分歧與認同,精神契合

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

  1958年9月, 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的教堂山召開第二屆年會。耶魯大學教授、新批評的領軍人物勒內·韋勒克在會上宣讀美國比較文學的宣言書《比較文學的危機》, 揭開了美法比較文學學者為期十年的比較文學危機之爭的序幕。韋勒克認為:“我們學科的處境岌岌可危, 其嚴重標志是, 未能確定明確的研究內容和專門的方法論。”[1]也就是說, 比較文學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方面都出現了全面的危機。這也形成了美法學派界限分明的印象。隨著美法學派爭論的終結, 比較文學的不斷發展, 比較文學研究者開始以更加理性客觀的態度反思并重新認識美法學派之間的關系。我們認為, 美法學派在不同時期比較文學研究的不同范式時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 但是其內在精神高度具有的契合性與相容性。美國學派和法國學派在比較文學發展史上, 并非是簡單的完全斷裂或融合關系, 事實上, “美國學派是在法國學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是對法國學派研究領域的拓展”。[2]

  一、學科屬性的探索

  梵·第根在《比較文學論》中明確提出比較文學屬于文學史的分支, 這成為法國學派的代表性觀點。韋勒克和雷馬克反復強調比較文學是審美批評或者是文學研究, 這則是美國學派的準則。美法學派關于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個分支還是文學批評抑或是文學研究的定性, 事實上隱含著文學研究、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的關系問題。

  文學研究包含了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以及詩學諸多內容。“文學史和文藝批評之間不存在著任何界線。即便是文學史中最最簡單的問題也需要判斷的行為。……那些否認批評的重要性的文學史家, 其實他們自己就是不自覺的批評家, 通常是些因襲傳統的標準、接受對作家的定評的沒有創見的批評家。不求助于批評的原則———盡管這種原則是不自覺地持有的和朦朧地制訂出來的———就不能對一件藝術品進行分析、典型化和評價。”[1]在韋勒克看來, 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彼此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文學批評是文學研究的核心, 文學理論與文學史的研究都必須建立在文學作品和文學活動的基礎上。文學理論的形成源于對文學作品和文學活動的審美價值判斷, 對文學發展進程的研究仍然建立在批評活動的基礎上, 即使歷史上有影響力的著作也要依據一定的文學評價標準做出選擇。所以文學史家也是文學批評家, 他們在書寫文學史時, 依據評價標準選擇文學材料、評價作家作品、闡釋文學現象, 按照時間發展的順序探索文學自身發展的進程與規律。

  韋勒克的理論與梵·第根在《比較文學論》中的觀點不謀而合。王向遠認為:“梵·第根主張比較文學‘擺脫全部的美學含義’, 并不意味著在具體的比較文學研究中完全不要審美判斷, 那既不可能, 也無必要, 只是審美判斷必須服從于科學的、歷史的判斷而已。”[3]在《比較文學論·導言》“文學批評——文學史——比較文學”中, 梵·第根將文學批評引入文學史。讀者的閱讀根據自己的目的或是趣味或是受教選擇閱讀書籍, 當閱讀不斷深入, 材料積累更加豐富, 就擺脫從閱讀中娛樂的目的, 開始進行鑒別, 根據一定的標準進行評論。個人的閱讀與文學批評密不可分。文學史家在特定的作品面前首先是一個讀者。因此, “第一個手續便是‘選擇’:只有那具有一種價值, 一種‘文學的’價值, 即藝術的最低限度的, 才配得上文學這個名稱。”[4]這也體現了梵·第根強調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對象的“文學性”問題。為了避免毫無史實材料主觀的文學批評, “它 (文學史) 重新把作品和作者安置在時間和空間之中, 把作品和作者之可以解釋的均加以解釋。”[4]文學史就出現了不同形式:傳記的形式;目錄學或文籍的歷史, 這是“考證的批評”;另外, 文學史還有一個主要的因子就是“接受到的和給予別人的那些‘影響’的作用”。在國別文學史的研究中, 模仿和影響的研究已經存在, 將這種方法引入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以及近代各國文學關系的研究中, 開拓了文學批評的視野。比較文學史的研究對象雖然包括了文學史的內容, 但是其模仿與影響具有跨越國家界限的特點, 因此比較文學史獨立于文學史之外而成為獨立的學科。

  法國比較文學研究與美國比較文學研究關于比較文學學科屬性的分歧, 根本在于文學研究范式的轉型, 而并非超越了文學研究本質的范疇。因為, “范式是研究人員通過他觀看世界的思想之窗。一般情況下, 研究者在社會世界中所看到的, 是按他的概念、范疇、假定和偏好的范式所揭示的客體存在的事物:因此, 兩位研究人員根據不同范式描寫相同的事物, 就可能出現相當不同的看法。”[5]

  1969年當代接受美學理論家姚斯在《文學式的改變》中將科學范式觀引入文學研究領域, 認為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研究的過程與歷史有著同自然科學答題相近的研究方式和發展過程。文學范式具有一種能力用新的闡釋方法解釋并重塑以往的藝術作品并且能使之面目一新, 對歷史上的過去提出的問題重新發問, 也產生不同的答案。據此, 他將西方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劃分為三種研究范式:“古典主義———人文主義”、“歷史主義———實證主義”和“審美形式主義”范式。19世紀中后期, 文學批評更加重視文學與世界之間的關系研究, 特別強調文學產生的外部環境, 如種族、時代、環境, 歷史文化傳統等等。20世紀西方文學批評出現以作品為中心的轉型, 主要以俄國的形式主義和英美的新批評為代表。審美主義批評以作品文中心對文學性的探討突出了文學內部自足性的特點。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的興起恰恰處于西方文學批評轉型的不同階段。

  法國比較文學的興起正處于文學研究的“歷史主義———實證主義”范式時期, “傳統的局限于作家自身創作靈感和風格的研究逐漸呈下降趨勢, 注重文學的外部因素研究的文學研究范式逐漸興起, 并逐漸成為一種主流的文學研究范式。”[6]這種研究的范式并不關注文學作品本身的批評, 相反過分地關注文學的外部環境。法國學者對比較文學學科屬性的判定根植于這種深厚的文學史研究傳統。19世紀后期比較文學的先驅人物布呂納介和朗松都在文學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稓v史上類型的進化》和《法國文學史》將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思想和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引入法國文學史的研究。兩者都強調文學史的研究都必須以客觀的事實為基礎, 探索文學作品的來源于影響的問題, 從而精確的認識文學史現象。朗松在《文學史方法》中認為文學史的研究必須利用記載的版次和印刷此書的目錄學、報刊上的書評、私人間的通信、個人日記、讀者的眉批、會議中的辯論報刊上的論戰等事實材料。朗松的實證主義研究對比較文學的確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梵·第根作為比較文學法國學派的集大成者, 他的理論中就融合、滲透著其他先驅者的思想因子。居斯塔夫·朗松正是其中一位無法繞開的重要先驅者。”[7]法國比較文學“開始階段, 主要確立和研究事實關系, 著重于二元關系 (根據X和Y的公式, 其具體化可有無窮盡的模式) , 深究各種淵源和影響———諸如此類的研究方法都被嘗試過, 已經導致并繼續導致一些重要著作的產生。比較文學史學因此有點像是單一文學史學中經過考驗的方法的實用性運用, 并且超越了它們, 也許還帶有最終把這些單一文學史學吞并過來的暗藏的雄心”[8]。

  然而, 隨著學界對實證主義的發難與質疑, 而法國比較文學研究遭遇了“比較文學的危機”。

  美國學派就是在此背景下的誕生的。韋勒克、雷馬克等比較文學研究的中堅力量都出身于新批評學派。作為20世紀前期美國最重要的批評流派, 新批評在30至50年代達到高潮, 曾一度主宰美國的文學批評界。文學研究進入“審美主義”范式時期。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中主張復歸文學的思想反映了新批評的基本觀點。他認為, 審美的具體特性, 藝術作品的標準存在是結構、符號和價值三個方面的統一連貫的整體。文學作品是一種獨立自在的存在, 文學性是其本質。這種觀點在《比較文學的危機》中得到充分展現:“真正的文學研究關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實, 而是價值和質量……因此, 我們必須面對‘文學性’這一問題, 即文學藝術的本質這一美學的核心問題。”[9]至于文學史的研究, 韋勒克認為, 文學史的任務有兩個:一是, 關注文學作品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變化以及不同時期對它的闡釋、批評和鑒賞;一是, 按照共同的作者、風格類型和語言傳統劃分的各組作品考察其發展過程, 探索文學內在結構中文學作品的發展過程。文學史不僅是單純的歷史過程的描述, 還要與各個時期價值判斷的標準密切相連。比較文學的目標是撰寫一部超越國家民族界限的綜合文學史。

  法國學派處于以哲學思想為指導的文學外部研究時期, 美國學派則開始轉向文學批評作為獨立存在形式的新時期。文學研究范式的轉型, 直接導致了法美學派對比較文學學科屬性的文學史與文學理論偏向的定位。然而, “……范式的轉換絕不是一種范式打倒另一種范式, 不是線型的因果替代, 也不是全盤否定舊范式, 而僅僅是否定或拋棄其中已為現實證明不合理的部分, 其中合理的部分理所當然地已包容在新范式之中。這種變革實質上是主因群的移易, 是文藝學備要素重新調整, 以形成新的背景———突前關系:原先處于背景地位的因素上升為突前的中心地位, 而原先的突前的主導因素則隱入背景。”[10]在理論本質上兩派并未否定文學研究中文學史、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之間的密切關系, 在實踐操作的過程中也證明了其一致的精神內涵。

  二、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與范疇的匯通

  一般認為, 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與范疇是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的分歧所在, 集中表現在影響研究的事實聯系和文學性問題上。在比較文學發展史上美國學派和法國學派重要的研究者有關比較文學描述性的定義中, 已經明確了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與范疇。審視不同時期比較文學的定義有助于厘清美法學派在精神內涵上的共通性。

  (一) 美國學派對法國學派研究對象事實聯系的肯定。

  法國比較文學奠基之作《比較文學論》運用描述的方法給予了比較文學相對完整的定義。這實際包含法國學派對比較文學研究對象的要求:盡可能多地采納來源不同的事實材料;考察跨語言的具有“事實聯系”的文學現象。梵·第根在文中明確指出:“比較文學的對象是本質地研究各國文學作品的相互關系。”[4]也就是本國與外國文學之間的聯系。他特別強調了事實材料的關系, 在跨語言的文學現象之間能夠通過各種資料證明的本外國文學之間傳播與接受的關系。就歐洲文學而言, 他把這種關系分為三類:1.不同古典文學作品之間的關系, 如古希臘與拉丁文學之間的關系;2.近代文學對于古代文學所負的債;3.近代各國文學之間的關系。其中, 第三類問題最廣闊、最復雜, 是比較文學的研究重點。他確立了法國的比較文學史建立在事實聯系基礎上的影響研究。這也得到了美國學者的認可, “比較文學在克服國別文學史所造成的人為的孤立方面, 有著很大的功績。它認為連貫出西方文學傳統交織在無數相互關系出蛛網中。這一思想顯而易見是正確的 (并得到大量根據的證實) 。”[4]卡雷和基亞在繼承了梵·第根描述性定義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完善了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與范疇。梵·第根、卡雷和基亞等法國比較文學研究者的觀點十分明確:比較文學研究對象是各國文學之間的事實聯系, 其核心是跨國界的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假借。

  雷馬克在法國學派比較文學研究的基礎上, 拓展了比較文學的研究范疇。他認為比較文學研究對象是跨越國界文學研究。在研究對象中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文學關系的研究, 在此研究中有交往的關系也有平行的關系;另一方面是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 文學與藝術、文學與人文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文學與宗教信仰等等。所以, “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是超越國境線的文學, 就這一點來說, 美國學派和法國學派是一致的。”[11]美國學派和法國學派都肯定了比較文學研究對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學關系。要進行跨越性的文學關系的研究, 首先要有一種國際的角度。梵·第根之于本國文學作品放在國際文學史的背景上的研究, 韋勒克的整體性研究, 比較文學跳出了國別文學、民族文學的范疇。

  美國學派的研究者雷馬克肯定了法國學者進行文學研究的愿望和影響研究的意義, 他認為根據以往學者的看法, 法國學派在意圖上也是打算進行文學研究的, 只是過于極端地追求可靠性, 實證性, 損害了學科研究的意義。影響研究不僅僅在使用僵化的實證方法一味堆積事實材料, 這只是顯示研究者博學的才華, 毫無其他意義;而應在探究了彼此的影響與接受之后, 進一步認識文學本身的問題, 即保留、揚棄、吸收融化等問題?梢, 雷馬克同意事實聯系的研究, 只是認為有待于進一步向文學研究的方向提升。

  同樣的, 韋勒克將文學研究分為兩個方面“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文學的外部研究指的是文學作品的產生與作家所處的社會環境、創作心理和過程、個性與個人經歷等因素相聯系。“文學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發點是解釋和分析作品本身”即文學的內部研究。它強以調解釋和分析文學作品本身為出發點進行文學研究, 并認為文學性是文學和藝術的本質。文學作品是“為了某種特別的審美目的服務的完整符號體系或者符號結構”。[12]外在的研究可以根據產生文學作品的社會背景和它的前身去理解文學, 產生一種因果式的研究。他在肯定文學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整體性時, 實際上也肯定了事實聯系的研究的價值, “比較也不能僅僅局限在歷史上的事實聯系中, 正如最近語言學家的經驗向文學研究者表明的那樣, 比較的價值既存在于事實聯系的影響研究中, 也存在于毫無歷史關系的語言現象或類型的平行對比中。”[9]在韋勒克看來比較包括“事實聯系”, 也包括無事實聯系的平行對比。在《比較文學視域中的雷納·韋勒克》中, 胡艷春通過分析韋勒克的代表性著作《批評的注重概念》與《鑒別:續批評的諸種概念》, 認為韋勒克非常重視影響研究, 并且在實踐中超越了先前法國學派在影響研究中存在的種種局限, 不再拘泥于兩國文學二元之間的事實聯系, 進行多民族、多國家之間文學的多種事實聯系的探討, 從時間的跨度上包括西方古典與現代的文學研究, 從內容上包括各種文本、各個作家, 各種思潮流派運動之間的關聯性。[13]

  至于美國學派的跨學科研究倡導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研究, 從學科開放性的角度看來, 是法國學派提出的跨界限的延伸。梵·第根提出的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影響與接受的關系研究, 其重要的貢獻是使文學研究跨越了國家的界限?ɡ讓鐕缇窠煌约耙环N背景以上文學的研究進一步擴大了比較文學的研究范疇。美國學派的跨學科研究將跨越國家界限的文學關系進一步拓展到文學與其他學科的范疇, 從本質上體現了比較文學自誕生以來的開放性特征。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在存在某種事實的聯系, 也契合了法國學派所倡導的影響與接受的關系的研究, 只不過美國學派擺脫了法國學派對文學關系的影響與接受的事實聯系的束縛, 從整體聯系的思想出發, 考慮文學與世界的聯系。從文學本身來看, 文學是對世界的反映, 造就了它與其他學科千絲萬縷的聯系, 文學與宗教的關系、文學與哲學的關系等等都是相互聯系, 彼此影響的。從文學與世界的關系來看, 人類社會發展初期, 并不存在分科的問題, 隨著人類認知水平的提高和社會分工的細化, 才出現了文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宗教信仰的分科。文學與世界本身就同處在一個整體之中。因此, 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事實聯系是一種客觀存在。法國學派對文學中事實聯系的合理性適合于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事實聯系。 (1)

  (二) 法國學派對美國學派研究對象文學性的認定。

  美法學派在比較文學研究對象上已經達成共識, 認為是各種文學關系的研究, 而文學的關系中包括的二元的關系與多元的關系。因此, 法國學派研究對象的文學性表現在二元關系中“物質”的東西和多元關系中“一般文學”的性質上。

  梵·第根認為, 比較文學要刻畫出“經過路線”, 刻畫出有什么文學的東西被移到語言學的疆界之外去這件事實。也就是說文學之間的關系中其中一類是物質的東西, 有什么文學的東西被“假借”過去。假借最多的是文學的文體或藝術形式、“作風”式表現法, 或是“題材”“主題”典型或傳說, 或思想或情感。實際上就是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問題。“他 (梵·第根) 將文學創作中的題材、文體、風格、思想與情感等因素提到了比較的日程表上, 尤其是題材、文體和風格的比較更具有比較詩學的意義。”[6]

  至于“一般文學”或“總體文學”也具有詩學的意義。梵·第根將文學的研究類型分為國別文學、比較文學和一般文學。這種劃分多依據研究對象的數量, 國別文學是一國范圍之內的文學是一元的;“地道的比較文學最通常研究著那些只在兩個因子間的‘二元’關系;這些因子或者是作品, 或者是作家, 或者是作品或人的集團:這些關系則是關于藝術作品的實質和內容的。”[4]比較文學是二元的文學關系。同時在文學關系中還存在多元的關系, 這種多元的關系在梵第根看來比較文學是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的。他已經意識到“限于二元關系的比較文學之不足”。文學現象之間的相似可能一種偶合也可能是影響接受的結果。比較文學擴大了本國文學史家研究的視域, 但是卻不能形成國界文學史的整體認識, 比較文學限于“二元”的文學關系之中, 致使其無法實現對多國共有的文學事實如思潮流派的解釋, 因為它們太廣泛、太零碎。為了貢獻于歐洲整體的文學史, 他提出:“凡同時地屬于許多國文學的文學性的事實, 均屬于一般文學的領域之中。”[4]事實上, 他特別強調納入一般文學研究的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個是多國共有的事實, 另一個是具有文學性的事實。在“一般文學”的定義中他再次重申了文學本身的美學上的或心理學上的研究, 顯示其內在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或詩學的內涵。

  根據梵·第根的闡釋, 一般文學史與世界文學史不同, 首先它需要國際的視域, 其次它可以是一種國際的影響如貝特拉爾格主義、伏爾泰主義、盧騷主義、拜倫主義、托爾斯泰主義、紀德主義等等;一種更廣泛的思想、情感或藝術之潮流:人文主義、古典主義、純理主義浪漫主義、情感主義、自然主義、象征主義;一種藝術或作風的共有形式:商籟體、古典悲劇、浪漫派戲曲、田園小說等等。[4]也就是說, 它是跨國界的短時期內的主義、思想、情感、藝術潮流、形式的研究, 這均屬于文學性的研究。第三, 文學本身的美學上或心理學上的研究已經從單純的文學作品演變為思潮流派的研究, 具有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意義。

  韋勒克發展了梵·第根關于“總體文學”的概念, 明確其詩學的意義, “‘總體文學’這個名稱可能比較好些, 但它也有不足之處。原來它是用來指詩學或者文學理論和原則的。在近幾十年里, 提格亨 (P.Van Tieghem) 想把它拿過來表示一個與“比較文學”形成對照的特殊概念。根據他的說法, “總體文學”研究超越民族界限的那些文學運動和文學風尚……”[12]美法學派已經基本認同, “一般文學”也包含著詩學、文學批評和美學的因素。

  所以, 美國學派并不反對法國學派對事實聯系的考證, 而且被認為美法學派根本分歧所在的跨學科研究, 從整體性思想考察, 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暗合了文學與文學的關系。國與國之間的文學交流形成了文學上的事實聯系, 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互動形成了跨學科的事實聯系。法國學派自始至終也沒有拋棄“文學性”、文學審美價值的追求:從文學史研究對象的文學價值標準到“一般文學”所體現的詩學特征, 都體現了文學審美判斷的標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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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李偉昉.論朗松對比較文學影響研究的奠基性貢獻[J]外國文學研究, 201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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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衡.比較文學美法學派內在精神相容性[J].綏化學院學報,2018,38(03):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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