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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時代法律職業群體困境與對策

時間:2020-05-06 來源: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綜合版) 本文字數: 16347字
作者:王勇旗 單位: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

  摘    要: 人工智能科技為法律職業帶來便捷化的同時亦在影響著業已形成的法律職業生態體系,給法律職業群體帶來現實性和可能性困境。從法律職業群體面向來說,應提高法律職業人員綜合技能,重視法律職業人文精神塑造,凸顯法律思維等。從人工智能管控面向來說,人工智能在法律職業領域的運用應以安全為首要原則,在法律職業領域加強人工智能立法研究,明確人工智能在法律職業領域的法律客體定位,建構以人類權利為中心的人工智能倫理原則,創設在法律職業應用中人工智能類產品登記制度等措施。

  關鍵詞: 人工智能; 法律職業; 大數據服務;

  Abstract: While bringing convenience to the legal professi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also affecting the legal profession ecological system that has been formed,bringing reality and possibility dilemma to the legal profession group. The legal profession group aspect includes improving comprehensive skills of legal profession personnel,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humanistic spirit shaping of legal profession,and highlighting the legal thinking and other measur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trol includes usage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legal profession should take safety as the first principle,strengthening the legisl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field of legal profession,clearing legal object orient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legal profession,constructing the ethical principl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the center with human rights,and establish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products registration system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other measures.

  Keywo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gal profession; big data service;

  一、引言

  正如《雙城記》開篇所述“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借以闡釋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科技對社會行業結構影響不無恰當。人工智能作為新一代產業革新的核心驅動智能技術,是當今社會最具變革性力量之一,漸次影響并改變著人類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儼然已成為社會各行業發展新動力和新趨勢,對法律職業領域亦必將產生深遠影響。具體而言,當前人工智能技術在法律職業領域業已嘗試運用,如法官和檢察官利用智能化輔助量刑系統和智慧檢務系統,借以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律師及法務管理人員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服務平臺可為目標客戶提供優質法律服務,同時人工智能系統依托大數據分析亦可為特定客戶提供專業化合同起草與審查,法律規范咨詢與檢索等較專業化法律服務。依此而論,傳統法律職業從業人員尤其是初級法律從業者的生存環境將被進一步壓縮。因之,人工智能技術在法律職業領域的運用可謂一把雙刃劍,可能出現為法律職業帶來便捷化的同時亦對既定的法律職業生態體系造成破壞的場景,屆時法律職業群體所面臨的困境必將附隨而至。在此背景下,法律職業群體應通觀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態勢,關涉法律職業領域的變革與創新務必再次加速。
 

人工智能時代法律職業群體困境與對策
 

  換言之,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法律職業群體究竟有何現實性和可能性困境?法律職業群體對此應如何有效應對?人類可否實現在法律職業領域內對人工智能做到有效管控?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法律職業群體的前景如何?文章圍繞上述問題漸次展開。

  二、人工智能時代法律職業群體困境:現實性和可能性

  近幾年,人工智能科技研究和應用如火如荼,世界各國和地區競相出臺相應政策力圖占領人工智能科技領域制高點。惟需引起關注的是,美國發布的《為人工智能的未來做好準備》《美國國家人工智能研究和發展戰略計劃》及最新《人工智能報告》1;歐盟起草的“歐盟人工智能道德準則草案”2;2018年巴西、德國、法國等國所提出的本國人工智能發展戰略;2017年我國提出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國發[2017]35號]3及2019年的《關于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指導意見》4等,不一而足。

  探究人工智能科技對法律職業群體造成的困境,應以人工智能和法律職業的準確界定為邏輯起點。何謂人工智能?約翰·麥卡錫認為,依托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創制諸如智能類機器人,尤其以智能化計算機程序為代表的一系列科學和工程為體征,通過計算機復雜的計算系統來理解人類智力,但并不局限于此的一系列系統方法[1]。但此定義并非得到所有人贊成,主要在于人們對“智能”理解各異所致。有觀點認為,人工智能是指由人類設計并研發,在給定一個復雜目標前提下,依托相應技術感知周遭環境、理解所收集相關數據,以獲取知識并進行推理再決定要采取最佳行動并實現既定目標的系統或者機器(含軟件和硬件)統稱[2],亦有觀點認為,人工智能依托算法科技,在數據分析技術以及高性能計算系統基礎上,人工賦予計算機以邏輯分析判斷和感知推理,以致可進行獨立判斷能力,并在輸入特定條件下可進行自我認知學習及相應決策執行的智能活動等[3]。而何謂法律職業?可從廣義和狹義兩方面說明。狹義上講法律職業指依靠專業法律基礎知識為支撐的法律從業人員,主要包括法官、檢察官、律師等;廣義上講,只要從事與法律相關的崗位都屬于法律職業,本文僅針對狹義法律職業分析論證。

  “人工智能+法律職業”揭示了人工智能科技在法律職業領域的運用。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學者聲稱:“不容置疑的是,能夠執行復雜計劃和法律推理的計算機系統肯定是未來幾十年法律實踐的一場革命”[4]。換言之,人工智能已可替代人類從事一些相對簡單且重復性勞動,如長臂機器人在汽車制造、零部件安裝的運用等。法律行業亦在積極嘗試,諸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研發的“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輔助辦案系統”、江蘇智慧審判系統等。一如上文所指,人工智能技術為法律職業帶來便捷化的同時,法律職業生態體系尚存現實性困境,尤其對初級法律從業人員的沖擊。誠如美國人工智能專家拉塞爾和諾維格認為“看來人工智能領域的大規模成功———創造出人類級別乃至更高的智能———將會改變大多數人的生活,我們工作和娛樂的真正本質將會被改變。我們對于智能、意識和人類未來命運的觀點也會如此。在此層次上,人工智能系統會對人類的自主性、自由乃至生存造成更為直接的威脅”[5]。換言之,當人工智能由弱人工智能階段發展至強人工智能或超人工智能階段5,法律職業群體將面臨可能性困境。人工智能技術對法律職業群體的影響,“到底是不是‘狼’來的問題?”[6],對此進行詳盡論述的必要性不言而喻。以法律人理性視角來看,應統籌考量、理性分析并客觀看待人工智能時代法律職業群體所面對的困境。

 。ㄒ唬┓陕殬I群體面臨的現實性困境

  一如我們所知,大數據儲備是人工智能技術得以施展的基礎,人工智能技術依托本身所“掌握”的大體量數據資源,并依托精準算法開展智能化服務。依此而論,服務于法律職業的人工智能技術通過輸入條理性、系統化的法律條文知識及相關案情場景,為人工智能技術在法律職業領域的開展提供了可能,并深入影響著既定的法律職業生態體系。

  從積極層面講,人工智能技術在法律職業的運用,為法律職業領域工作的正常開展開辟了新思路,擴展了新視野,豐富了當事人多元選擇新模式:如法律文件的自動化閱讀、合同審查、分析,法律文書撰寫,現場調查取證;特定領域用戶注冊E-Bay(中文電子灣、億貝、易貝),運用Square Trade的ODR解決買賣糾紛;而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已引入法律服務機器人,以實現全部法律文本的自動化形成[6];在美國,世界第一個“機器人律師”已面世,并已在50個州正式上崗;2018年5月20日,中國法律服務網正式上線,可以對幾類常見民事糾紛提供免費智能法律咨詢服務。

  從消極層面講,人工智能科技由于自身大體量數據儲存及復雜算法技術優勢,在法院、檢察院、律師等法律行業可替代人類開展相關法律業務。在此背景下,法律職業生態體系的重組可能成必然化趨勢[8]。如美國的IBM Watson與Nextlaw Labs共同研發的ROSS系統可替代法律人從事更為復雜的法律研究工作。就此而言,純從技術層面講全面顛覆業已形成的人類法律職業生態體系不無可能。質言之,不合格的法律從業人員、初級法律從業者和即將從事法律職業的法學類大學畢業生將面臨失業的現實性困境,對就業率本來就不高的法學畢業生更是雪上加霜6。尤其應引起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科技對人類倫理影響亦漸次呈現,如自動駕駛汽車在緊急情況下,是司機優先保護還是路人優先保護等在法律適用方面可能會出現的倫理悖論問題。

 。ǘ┓陕殬I面臨的可能性困境

  人工智能技術作為不斷發展的顛覆性創新科技,依其發展階段,可分為弱人工智能—強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三個階段。綜合觀之,目前人工智能尚處于第一階段(弱人工智能階段)。人工智能科技雖給法律職業帶來適用性的便捷化,但法律職業群體所面臨的現實性困境也不容忽視。如英國金融時報網2017年12月20日報道,人工智能技術已經造成法律行業約3.1萬份工作流失,據預測,39%的法律業崗位是未來20年里可能被裁員的“高危”崗位7,借用臉書(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所言,我們正在進入“算法”而不是法律統治人的時代8。

  人工智能科技的發展突飛猛進,逐步從弱人工智能階段向強人工智能階段挺進,且已有突破。如無人駕駛系統、自動化武器裝備系統已涉及自動化甚至自主決策能力,儼然已超出弱人工智能階段,但尚未達到強人工智能階段。值得注意的是,人類對人工智能在法律職業的運用若缺乏有效管控,法律職業群體將陷入可能性困境:第一,就人工智能技術發展階段而言,強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已不同于傳統人造科技,依托自身大體量數據資源并經既有程序算法設定使其不僅擁有如人類般智慧,還可兼備超人類思維能力。人工智能類機器人將進一步替代法律職業人類從業人員,屆時法律職業“人員”結構可能改變,法律職業群體將面臨大面積失業可能性困境。第二,無論強人工智能或超人工智能,面對未知復雜環境、未知任務等多元情況下,統籌決策能力較弱,亦缺乏法律職業人員所具備的倫理道德感、羞恥榮辱心等。如“機器人法官”僅依靠大數據儲備的實證案例和既有法律規范數據資源,如司法審判運用中,雖可做到根據既定法律規范并依“法”審判,但可否做到寬嚴相濟?尤其涉及婚姻家庭事務,得否兼顧仁愛、情感、民本、正義等理念?法律行業或將陷入死板、機械化地套用法律規范的可能性困境。第三,根據人工智能階段化特征,強人工智能或超人工智能類法官、檢察官、律師等如若遍布法律職業領域,是否會面臨如美國科幻電影《末日審判》場景:人類被人工智能類機器人審判并執行裁決,出現人類被人工智能機器人操縱的命運等。由上可知,在法律職業運用領域,如若對人工智能技術不加以適當管控,不僅會威脅法律職業群體生存環境,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亦面臨可能性困境。

  三、人工智能時代在法律職業領域的應對措施:兩個面向

  尼古拉斯·卡爾曾指出“人工智能是歷史悠久的人類工程學的最新發展”[9],人類所追求的技術進步目的在于為人類發展提供更加優質服務。換言之,人工智能技術雖在諸多領域已達到或者超過人類水平,在法律職業領域,是否會取代人類法律群體9?筆者認為,人工智能是以算法為技術支撐的科技,當前技術條件下在法律職業領域的適用中僅可對案件作出事實認定,并不能對案件行為進行較為復雜的價值判斷;诖,法律職業的正常有序發展不能被人工智能技術牽著牛鼻子走,應積極尋求并倡導人工智能技術在法律職業領域的合理運用。筆者認為可通過兩個面向予以應對:法律職業群體的應對和人工智能技術在法律職業領域的有效管控。

  (一)法律職業群體應對

  在人工智能科技快速而又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下,可通過提高法律職業群體綜合技能,凸顯法律職業群體人文素養,重視法律職業群體的思維能力培養等方面積極應對。

  1. 提高法律職業群體綜合技能。

  所謂“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法律職業群體面向人工智能科技在法律職業領域的廣泛應用場景,欲達“與世宜”,必先“與時轉”,F實中,人工智能科技業已涉足法律職業領域,如世界上第一個“機器人律師”,它以人工智能算法為技術支撐,依托自身程序所儲存的大體量法律知識和法律專家級水平的理論學識以及經驗的程序設計,只需輸入案件事實等基本要素,即可得出可行性法律分析與建議,并且準確率和適用性已超出現有法律職業群體。在此背景下,法律職業群體如若適應人工智能技術在法律職業領域的運用,不但需具備扎實基本法律知識和法律職業技能,而且需熟練掌握人工智能技術。在我國已有很多法律實務專家開始涉足人工智能領域,并逐步精細掌握法律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技能。由此筆者認為,法律人應摒棄過去所固有的保守思維,以全新姿態積極投身人工智能產品在法律職業領域的開發和應用。法律職業群體可通過如下舉措予以應對:第一,人工智能技術人才培養。法律人才除了法律職業技能外還需要具備何種技能,完全取決于時代需求[10]。人工智能時代,高精尖的人工智能科技不僅是人工智能科技人員基本技能素養所需,也是法律職業群體所需,通過掌握人工智能理論知識及操作技能,在法律實務應用中力爭做到“人機合一”。第二,人機協同能力鍛造。未來人類法律職業群體不僅需掌握人工智能技術基本操作技能,更為重要的是應做到案件處理的人機協同,可將人工智能技術羽化為法律職業群體的“長臂”,發揮各自優勢,同人工智能機器人“取長補短”,為當事人提供更優的法律服務。如法律人依托人工智能機器人大體量儲存功能可以提供精準化法律條文及“專家型”輔助,結合國家時代政策、經濟水平、民族特征、倫理文化、道德情感等因素對案件進行邏輯分析、綜合判斷,做到公平、公正而又合理的司法裁決。第三,人工智能法律規制機制。人工智能為法律服務提供便捷的同時也伴有未知風險。對人工智能機器人進行有效法律規制,是法律職業人員需要掌握的技能。法律人參照法律職業標準要求,可通過參與人工智能產品在法律職業領域應用的開發和調配,以提前輸入相應法律規則的方式,對其予以法律規制,使人工智能技術在法律職業的運用不逾矩。第四,高;蚍蓪崉詹块T可開展線上公開課輔助線下課堂,或效仿谷歌的“機器學習忍者訓練營”模式,加強法律職業人工智能科技人才培養。

  2. 凸顯法律職業群體人文精神塑造。

  法學專業領域人才培養,“有必要重申法學教育的自由教育、人文教育的本性”[6]。目前,我國法學教育過于注重法學學科專業知識,忽視人文教育等軟實力塑造,從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前身是國家司法考試)可見一斑:無論從考題設計或者是出題思路,更注重的是考生對于法律條文及相應知識掌握熟練程度,忽視人類情感、意志、信念性格、心理素養等法律職業軟實力在題中的體現。司法實務中,實現公正、公平、合理的司法裁決不僅依托法律條文的準確運用,人文因素亦涵射其中。尤其是婚姻家庭等身份性案件,非一紙判決所斷,更為重要的是需考量婚姻家庭倫理道德、情感維系等復雜因素,不能僅靠人工智能系統所獲法律咨詢意見得出裁判結果。在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需認真考量人工智能科技在法學教育、法學研究領域所產生的影響,未來法學教育,不僅應注重法學專業知識能力培養,更為重要的是應注重學生人文素養等軟實力塑造。

  3. 重視法律職業群體法律思維能力培養。

  所謂法律思維,是指遵循一定法律邏輯,可以是法律的規范或法律原則和精神等媒介,進行系統觀察、理解并綜合分析,最終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的一種思維方式[12],縝密的法律思維是法律從業人員“認識、理解、應用、豐富和發展法律等多種能力的根基”[13]。法律思維作為法律職業群體特有的基本素養和能力,是評判法律從業人員綜合能力高低的重要標尺,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工智能機器人依托自身大體量數據資源并憑借自身算法程序科技對相應案件可作出法律意見及分析,進而得出精準法律預測。但人類社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倫理道德等復合因素,當法律實務專家同人工智能依靠大數據分析系統裁判結果相悖時,僅依靠機器人法官依據法律條文裁決案件,裁決結果的公正合理性實難令人信服。依此而論,法律思維能力作為法律人獨特技能應引起足夠重視,可通過加強和凸顯在法學教育和法律職業技能培訓中的比重予以解決。

  4. 法學同自然科學技術的有效結合。

  人工智能科技在法律職業的運用已是不爭事實,并逐步應用于法律職業各領域,同傳統法律職業境況大有不同。人工智能靈活性、智能性和個性化智能技術對重塑法學教育大有裨益,是未來我國法學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可進一步提升我國法學教學效果,以適應人工智能時代法律職業持續發展需要[14]。人工智能時代,法學教育已不可避免同自然科學技術存在交叉。在高校法學教育中如若依舊堅守法學學科城堡壁壘,忽視自然科技的影響,已然不能適應當前科技發展潮流。筆者提出此觀點,并非以單純追求法學同熱點結合,而在于倡導學科間的交叉融合,正如法學教育中應重視實體法同程序法的交叉融合一樣,在人工智能時代,理應重視法學同自然科技的結合?稍诜▽W教育中開設自然科技基本課程,使法學專業了解在當下或將來在法律職業領域可能存在或適用的基本自然科技運行原理等。

  (二)人工智能科技在法律職業領域的有效管控

  人工智能科技從整體上講對各行業的發展利大于弊,“但我們必須保證能夠堅持盡最大可能降低風險并使利益最大化,若任由其發展不加以管控,人類的發展可能又使自己退回到原始的混沌之中”[15]。人工智能科技在法律職業領域的管控應同其創新性及便捷化優勢同等視之[16]。筆者認為,人類不能故步自封于我們已取得的成就,面對人工智能給法律職業群體帶來的現實性和可能性困境,必須認真檢視,防患于未然。在以安全為首要原則前提下,可通過重視人工智能立法及法學研究的開展,確定人工智能法律客體地位,建構以人類權利為中心的人工智能倫理原則,實施人工智能在法律職業領域的登記制度等措施予以管控,有效應對人工智能技術對法律職業群體帶來的可能性困境。

  1. 人工智能在法律職業領域的運用應以安全為首要原則。

  人工智能技術突飛猛進式的發展,為一些有遠見的且已將其應用于法律服務行業的法律人和法律服務機構帶來巨大的邊際回報[17]。如全球最大的大成—德同(Dentons)律師事務所,該所于2016年創建了人工智能實驗室Nextlaw Labs(www.nextlawlabs.com)進行開發研究,并與美國知名軟件開發公司IBM公司所屬的沃森(Watson)技術服務平臺合作開發出法律人工智能產品,以“ROSS”命名,并已投入數家國際性律師事務所測試使用。從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趨勢考量,如果人工智能技術在法律職業領域不加限制性使用,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至一定階段,其在法律職業領域運用脫離人類的管控,不無可能?梢韵胂螅弘S著人工智能技術迭代升級,在人工智能機器人掌握自我學習能力前提下,可以制造出比自己更為先進的智能產品[18],以此適用于法律服務行業,給法律職業生態體現所帶來的沖擊,可能會超出人類的既有認知。時至今日,在法律職業領域人工智能技術業已超越研究和學術范疇,并步入實際運用,正如“智慧檢務系統”“ROSS”等的出現,其應用的廣度和深度遠不止于此。人工智能科技依靠自身軟件系統進行數據收集,并對數據分析處理的系統程序,其中可能涉及個人隱私類數據。由于軟件系統在開發、檢測、應用等各階段在技術層面講可能會存在數據漏洞,進而對人類隱私安全構成威脅,運用到法律事務中對當事人合法權益造成威脅,亦有可能。因此,人工智能產品在法律職業領域開發抑或調配及數據庫的建設等方面,需以安全為首要原則。

  2. 明確人工智能產品在法律職業領域的法律客體定位。

  從學理分析,人與物二分法是民法范疇基本分類[19],如何框定人工智能產品法律定位,這或許是人工智能時代人類所必須面臨的一項重大法律問題10,可通過結合人工智能自身工具性屬性,從人類研發人工智能科技產品價值取向分析,自然可得出人工智能科技產品為人類服務的意旨[20]。早前,勞倫斯·索倫關于人工智能產品的法律地位問題,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即一則定位于受托人,二則使其擁有憲法人格權[21]。再如美國紐約州法院曾指出,計算機編程并無法讓計算機本身做判斷,而僅是依賴計算機所賦予的人類強制指令行事[22]。有學者所言,“當前思考這個問題并不過于超前”[15],就人工智能產品的法律地位問題,楊立新教授認為,“人工智能機器人為人工類人格的實質是仍將其認定為物”[24]。孫偉平教授認為,“從存在論、認識論以及價值論的視角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即人工智能難以獲得真正的主體地位”[25]。李龍教授認為,“人工智能(即AI)不是法律主體的討論,是AI作為客觀存在進入和體現在法學、法律中的起點”[26]。龍文懋教授認為,“法律是以人類為規制對象、經過長期實踐發展起來的,它天然不適用于人工智能,并無將人工智能擬制為法律主體的必要,也無可操作性”[27]。吳習彧認為,“機器不適宜成為法律主體”[28]。鄭志峰認為,“如果賦予人工智能主體地位則會對享有的法律設定形成挑戰”11。郭少飛認為,“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性、主動性,已非純受支配之客體,在法律上應設定為‘電子人’”[29]。

  雖然不同學者從不同視域來界定人工智能產品的法律地位,但基本形成共識:第一,人工智能產品在法律上定位是物,不屬于法律主體探討范圍;第二,人工智能產品只能限定在“工具性”范疇討論;第三,人工智能產品若是被賦予法律主體地位會對現行法律形成挑戰,并可能威脅人類生存空間。筆者認為,人工智能技術產品應以服務人類為中心,在法律職業領域,無論其發展處于何種階段,在其法律職業適用中始終不能擺脫其工具性或物的窠臼,其法律客體屬性不容突破。

  3. 法律職業領域的運用應建構以人類權利為中心的人工智能倫理原則。

  基于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生產生活各領域所產生的影響,人類與人工智能共處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追求人類與人工智能的和諧可謂“人工智能時代的終極價值追求”[30],在人類研發并不斷促進人工智能發展的同時,人工智能也在不自知地挑戰人類倫理道德底線。誠如圖靈(Alan Mathison Turing)在《智能機器》中所述,相比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對倫理制約研究的滯后性更讓人擔憂。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世界科學知識與技術倫理委員會聯合報告中,主要討論了機器人的制造和使用促進了人工智能的進步,以及這些進步所帶來的社會與倫理道德問題[31]。“比如隨著生物技術、智能技術的綜合發展,人的自然身體正在被修補、改造,人所獨有的情感、創造性正在為智能機器獲得,人機互補、人機互動、人機協同、人機一體成為時代發展的趨勢”[32]。再如現在的“抖音”和“今日頭條”正在用非常高明的互聯網人工智能技術,把我們訓練成一個“花剌子模國王”12等。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引起國內學者普遍關注,理論研究成果豐碩13,普遍認為:人工智能發展帶來倫理問題,其發展無論到哪個階段都不能違背人類倫理觀。就此而言,人工智能科技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的應用須防患于未然,從注重制度構造、技術運用、人員培訓等角度出發做到同人類倫理道德相匹配。筆者認為,人工智能作為人類改革性技術成果,應以“人”為中心,以尊重人類權利、人格尊嚴、人類倫理道德為基礎。遵從人類基本權利不僅可以激發人類新的、具體的監管措施,也能夠為人工智能系統的研發、使用和實施提供基本原理指導。以人類權利為中心制定人工智能倫理原則,不僅適用法律職業領域,而且需廣泛普及,人工智能倫理規則的制定可帶來限制監管不確定性的額外好處。為此,可采取如下具體措施:第一,在法律職業領域人工智能科技產品的應用者可要求人工智能系統組織者、研發者、技術實施者或供應鏈中另一方提供為人工智能決策所輸入不違背人類倫理道德基線參數和指令的證據,或如達維律師事務所(Davis,Polk和Wardwell)那般設立專門機構,在人工智能領域參與資料數據庫建設和人工智能產品投資、開發和調配,使法律人所使用的人工智能產品遵循人類基本倫理道德。第二,對人工智能產品設計及使用者進行必要倫理道德培訓,注重人工智能產品整個使用過程監管,研發者和操作者需要確保個人和少數群體免于偏見、侮辱和歧視,謹防出現違背人類倫理道德行為,遵守高標準問責制,保證人工智能產品在法律職業領域適用的倫理性。第三,人工智能為人們提供法律服務所依靠的數據資料,在收集、存儲、使用過程中不能違背人類倫理道德。第四,人工智能系統在設計上應該保護人類在社會和工作中的尊嚴、正直、自由、隱私、安全等,不應威脅社會民主、言論自由、身份自由或拒絕人工智能服務的可能性。第五,人工智能科技產品的設計和研發者應當采取預防措施,使人工智能系統從技術角度來看足夠穩定,以保證適用于法律職業領域中即使在遵從倫理道德目標的前提下人工智能系統仍然不會造成無意間的傷害,對于違背倫理道德的人工智能設計者、生產者及使用者采用結果主義原則等。

  4. 法律職業領域的適用應建立人工智能產品登記制度。

  以智能(無人)駕駛為例,如2016年1月,中國23歲男青年駕駛著自己的特斯拉轎車在“自動駕駛”模式下與一輛道路清掃車發生追尾,導致車主身亡14,2016年5月8日,美國一輛特斯拉電動汽車在“自動駕駛”模式下同一輛大貨車相撞,導致一死一傷15等事故,我們應始終牢記:發展和使用人工智能不應被僅僅當作一種手段,而是應以增進人類福祉為目的,法律職業應用領域也是一樣。對于人工智能設計者、生產者及使用者應以結果主義為原則,為便于識別,政府應適度監管,在法律職業領域引用人工智能產品時應參照“圖靈登記本”[28],建立人工智能產品登記制度。登記目的并非賦予人工智能主體資格地位,亦非便于財產公示,而在于方便對人工智能產品進行追蹤、分級管理和責任機制的落實,并“可以減少人工智能開發的時間成本和管理成本”[34]。

  5. 在法律職業領域注重人工智能立法及法學研究。

  正所謂“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法學理論研究應關切現實,積極回應人工智能新興科技給法律職業群體帶來的困境,為國家立法完善工作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16,而立法工作在社會公共管理中通常處于核心地位,事關國家資源配置及相應權利和義務的分配,其地位可謂舉足輕重[35]。如我國目前的人工智能立法在電子商務、數據安全和智能投顧等領域已有體現[36]。在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人工智能+”高調搶鏡,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與人工智能相關的立法項目列入立法規劃,并通過立法回應社會關切:如自動駕駛汽車依靠自身傳感器收集周邊一定半徑范圍內的數據運轉,收集的數據可能會對人類隱私構成威脅;保護避免人工智能技術不當使用,不違背其造福人類的初衷;為人工智能研發、制造提供規范;為人工智能法學研究提供政策導向;建立人類對人工智能的信賴等。筆者認為,及時規劃人工智能立法,應以“人”為中心,有效保證人工智能技術健康、良性發展。

  無論立法或法學研究均須遵循人工智能自身特點,取長避短。如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主要依賴大數據分析,通過收集、分析大數據也會增加數據不當使用和泄露等風險。再如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IBM近日被指在未經用戶同意的情況下,在圖片分享網站Flickr上獲取了大約100萬張照片,用于訓練其人臉識別算法,很多用戶隱私已在不知不覺中被侵犯了[37]。因此,在立法和法學研究中應關注數據使用和個人隱私保護,同時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倫理影響和沖突在立法和法學研究中亦應高度重視,這也是應對人工智能技術對法律職業造成可能性困境的有效舉措。

  四、延伸思考:人工智能時代法律職業的未來

  人工智能技術助推行業革新,但我們深知:創新雖為人類天性,但新興科技難以全然順從創始人原始意旨,意料之外和歪打正著無不可能,應衡酌人工智能系統設計動機、過程、效果等系統解構,理性分析并認真拷問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對人類發展的益弊。

  在智能發展引擎驅動下,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的法律職業,“法律的人工智能化可能遍及立法的人工智能化、司法的人工智能化、執法的人工智能化等領域”[38]。我們應審慎認知法律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在法律職業運用)長期性和艱巨性,秉持人類理性思維,協同人工智能同具體場景結合,促使人工智能價值契合人類需求,合理展望法律職業未來。

  1.法律職業群體要適應人工智能發展趨勢。“法律機器人”業已面世,在法律職業應用中便捷性體現明顯:通過程序設置可準確分析大體量數據,使法律職業人員擺脫簡單的、程式化的、重復性的繁瑣工作,投入更多精力在有價值的法律事務上。為滿足人工智能技術在法律職業領域的應用,在保護數據信息安全使用前提下,人工智能技術進步可有效促進法律職業技術改革,應將人工智能技術更多運用在法律職業輔助性工作,如人工智能技術輔助法律人進行法律規范及判例的搜尋和研究分析工作,進而得出適用本案的“訴訟對策”。

  2.法律職業群體應遵循法律職業自身規律。法律職業在社會廣泛職業領域中,準入門檻相對較高,可謂社會各行業中的“塔尖行業”。法律職業不但要求高標準的專業性,而且應用性強及素質復合兼具,主要包括:法律分析和論證,事實調查,同當事人的口頭和書面溝通、談判等[39]。換言之,法律職業不僅需具備運用法律專業知識,更為重要的是理性在法律服務工作中的運用,比如口頭或者書面溝通、談判協商、綜合分析法律困境等。諸多法律糾紛競相套用法律規范,結果難謂公平、公正、合理。所以,理性為人類所特有,在處理復雜法律糾紛、身份關系、倫理道德等領域,人工智能技術尚付闕如。但人工智能技術在處理、分析大體量數據等簡單化、程式化及重復性繁瑣工作優勢明顯?煽紤]廓清法律職業同人工智能在法律應用領域邊界,對其“二元劃分”:將法律人工智能定位于法律職業人員的助手和參謀,適用領域并非無所不包,比如人工智能可適用信息客觀性強、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案情簡單等民商事財產類案件;對于復雜民商事、刑事、行政等案件,由法律職業人員操持。即將人類法律職業范圍同人工智能進行合理分配,做到“人類決策、AI輔助”,協同發展。

  五、結語

  盡管人工智能科技迭代升級迅猛,但人工智能并不能完全取代人類智能,而是體現并延伸了人類智能[39]。人工智能在法律職業領域的發展與運用亦是人類智能體現,它為法律職業帶來的便捷化程度尤為明顯。但必須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術可能為法律職業帶來現實性和可能性困境?赏ㄟ^法律職業人員自身努力及對人工智能有效管控舉措,實現法律職業同人工智能協同發展。但最為關鍵的是立法先行。由此,我國于2019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與人工智能相關的立法項目列入立法規劃。

  展望未來,法律職業群體將何去何從?人工智能可否取代法律職業群體?這些都是亟需面對并解決的問題。誠如有學者所言,生物意義上的人歷經千百年方從原始的混沌中脫離開來,人類不會再因人工智能科技的發展而使自己退回到原始混沌中去[40]。法律職業群體在遵循法律職業發展規律邊界前提下,應協調法律職業人員同人工智能技術在法律職業領域的不同適域。遵從上述思路,法律職業群體不僅可開啟法律職業新思路,也可以擴展法律適用范圍,豐富法律糾紛選擇模式,為人類提供更加優質的法律服務,體現人工智能技術在法律行業運用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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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準備》闡釋人工智能發展現狀、應用領域及潛在公共政策問題;《計劃》提出美國優先發展人工智能的戰略發現和建議;《報告》稱,美國國防部在2019年,讓人工智能真正成為現實,并詳細介紹了美國在人工智能上的最新戰略進展、俄羅斯和中國在人工智能策略上的發展與弱點、AI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及美國國防部如何應對日益凸顯的AI倫理問題等最新重要議題。
  2“草案”首先是AI的開發、部署和使用應以人為中心,須反應公民的福利、無害、人類自主、爭議和可解釋性等社會價值觀和道德原則;其次是評估AI對人類及其共同利益的可能影響,尤其需要注意兒童、殘障人士和少數群體等弱勢群體的情況;最后是人們需要承認并意識到人工智能在為個人和社會帶來實質性好處的同時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人們需要“對嚴重關切的領域保持警惕”。http://www.sohu.com/a/290213700_99906238,訪問時間2019年3月1日。
  3《規劃》明確了我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戰略目標:到2020年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與世界先進水平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礎理論實現重大突破、技術與應用部分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智能社會建設取得積極進展;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論、技術與應用總體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http://www.gov.cn/xinwen/2017-07/20/content_5212122.htm,訪問時間2019年3月1日。
  4會議指出,促進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要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特點,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產業應用為目標,深化改革創新,優化制度環境,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和內生動力,結合不同行業、不同區域特點,探索創新成果應用轉化的路徑和方法,構建數據驅動、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經濟形態。轉引自“學習強國”學習平臺,2019年3月19日。
  5參見楊立新:《民事責任在人工智能發展風險管控中的作用》,載《法學雜志》2019年第2期。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分為三個層次,即作為工具的弱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意識類似于人的強人工智能、超越人類的超人工智能。
  6麥克斯研究院發布的《2018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中指出法學專業就業紅牌專業,就業率為85.3%,各專業就業率排名最低,http://www.sohu.com/a/237381354_368935,訪問時間2019年3月10日;2019年6月12日,第三方社會調查機構麥可思研究院近日在北京發布的《2019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顯示,報告解釋,紅牌專業指失業量較大,就業率、薪資和就業滿意度綜合較低的專業,2019年本科就業紅牌專業包括:歷史學、音樂表演、法學連續三屆被亮紅牌。
  7http:/www.xinhuanet.com//wo rld/2017-12/19/c_129769742.htm,訪問時間2019年3月20日。
  8Michael Rundle.Zuckerberg:Telepathy is the Fu-ture of Facebook.Wired UK,July 1,2015.http://www.wired.co.uk/article/facebook-zuckerberg-qa-the-future.訪問時間2019年3月14日。
  92019年3月28日,左衛民教授在西南政法大學“西政人工智能法學院---北京德恒(重慶)律所應用法學大講堂(第一期)”中轉述梁慧星先生關于人工智能機器人在法律行業的運用評述:“機器人不會吃飯,不會談戀愛,何以裁判人間煙火?”
  10文中著名物理學家霍金表示:“人工智能或許不但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事件,且還有可能是最后的事件”,“人工智能的全面發展可能導致人類的滅絕”。參見孫偉平:《關于人工智能的價值反思》,載《哲學研究》2017年第10期。
  112019年3月19日,西南政法大學教師鄭志峰參加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組織的“人工智能倫理”專家座談會上如是說。
  12何家鹽:《比抖音讓我們墮落更可怕的是今日頭條讓我們變傻》,載“數據法盟”公眾號,訪問時間2019年3月24日。轉引自王小波雜文《花剌子模信使問題》:“據野史記載,中亞古國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將帥出征在外,凡麾下將士有功,就派他們給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們得到提升;有罪,則派去送壞消息,順便給國王的老虎送去食物。”
  13于雪、王前:《“機器倫理”思想的價值與局限性》,載《倫理學研究》2016年第4期;孫偉平:《人工智能導致的倫理沖突與倫理規制》,載《教學與研究》2018年第8期;閆坤如、馬少卿:《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及其規約之徑》,載《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王軍:《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挑戰與應對》,載《倫理學研究》2018年第4期;羅定生、吳璽宏:《淺談智能護理機器人的倫理問題》,載《科學與社會》2018年第1期;任曉明、王東浩:《機器人的當代發展及其倫理問題初探》,載《自然辯證法研究》2013年第6期;等等。
  14http://auto.ifeng.com/quanmeiti/20180228/1 141192.shtml,訪問時間2019年3月20日。
  15https://baike.sogou.com/v174078373.htm?from Title=5%C2%B78%E7%BE%8E%E5%9B%BD%E7%89%B9%E6%96%AF%E6%8B%89%E5%AE%89%E5%85%A8%E4%BA%8B%E6%95%85,訪問時間2019年3月20日。
  16學者關于人工智能類法學研究成果頗豐。王利明:《人工智能時代對民法學的新挑戰》,載《東方法學》,2018年第3期;楊立新:《民事責任在人工智能發展風險管控中的作用》,載《法學雜志》,2019年第2期;劉云生:《人工智能的民法定位》,載《深圳特區報》,2017年10月24日;馮象:《我是阿爾法:論法和人工智能》,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以]尤瓦爾·赫拉利:《未來簡史:從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譯,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等等。2018年11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承辦的“中國科學技術法學會2018年年會”,圍繞人工智能法律問題進行深入研討;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于2019年3月19日召開“人工智能倫理”專家座談會,等等。

  原文出處:王勇旗.人工智能給法律職業帶來的困境及應對[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綜合版),2020,20(01):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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