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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問責制度的現實問題與完善

時間:2020-04-28 來源:大連干部學刊 本文字數: 4666字
作者:王寧,姜慶丹 單位:遼寧中醫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摘    要: 隨著我國依法治國以及依法行政的不斷發展,行政問責制度已經漸漸為公眾所知,行政問責制度的提出根本是為了規范公職人員的行政方式,完善國家的治國體系。行政問責制度的不斷推進,顯示著國家的民主政治體制更加健全。當前,要圍繞我國行政問責制度的發展現狀,分析我國行政問責制度的發展歷程、存在的問題,以期為行政問責程序規范化提升提出建議。

  關鍵詞: 行政問責制度; 政府; 思考;

  改革開放的提出為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外交方面都帶來了新機遇和新挑戰,如何維護現有的國家統治、發展成果、以及不斷撫平社會矛盾、充分體現人權和人民福祉,是當代,也是未來國家的發展方向。行政問責作為公共行政領域的重要研究內容體現著公共價值的水平。行政問責制度是我國行政機關的內部監督和追責機制,它的出臺,使得我國的機關公職人員的行為更加規范。行政問責制度適用于監督和追究各級政府在工作范圍內的法定職責未履行或者履行不恰當的行為,同時針對行政機關的一些其他問題,也起到了很好地監督作用。

  一、行政問責制度的內涵和在我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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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問責制度是指,對于行政機關由于不能很好地履行責任而導致的后果去進行的一項追責制度,也是一項內部監察制度,其目的是為了讓行政機關更好的履行職責。行政機關人員應該為了他們所做過的錯誤或者是不當的行為“埋單”,但其更深遠的意義在于有效的規避和減少失職失責行為的發生。

  (二)行政問責制度的發展

  行政問責制度的產生可以追尋到古代的戰國時期形成的監察制度體系,戰國時期,負責文獻史籍的御史官就已經具備了明顯的監察職能,行政問責形成了一個萌芽。隨著社會的發展,監察制度中的監察官員逐漸具有彈劾的權能,這些權力都體現了行政問責的理念和思想,這種部門的存在成為我國古代封建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古代監察制度的最明顯特點就是單向垂直,是從中央到地方的相對獨立體系[1]。中國的古代帝王監督官員辦事的好壞提出了特有的監察部門。
 

行政問責制度的現實問題與完善
 

  從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之后,國家出臺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也是從此我國的行政問責制度有了迅速的發展,行政問責制度作為一種事后監督機制,但行政問責制度的監督和管理還不是很完善。近些年來,國家大力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促進服務型、法治型政府的建立。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要繼續推動政府職能的變革,推動國家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這是社會發展的勢在必行的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中也進一步提出,我們要不斷的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建設,同時也要做到完善黨內監督職能,既受到相關機構監督,也受到廣大民眾監督。我們越來越重視行政問責制度的施行,目的是為了創建更加和諧美麗社會。

  二、行政問責制度的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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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問責制度作為一項特殊的監察制度,是一種對行政機關的過失行為追責的一項內部監察制度。問責主體指向單一主要體現在同體問責是作為我國行政問責施行的主體,例如在《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規定,問責是依據干部管理權限實行的,組織人事部門、紀檢監察部門按照規定對未履行人員進行問責;《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暫行辦法》規定問責主體是黨委、紀檢監察機關和組織人事部門。問責主體主要是行政機關的內部領導部門或者是垂直上級部門,自己監督自己一定會出現弊端,同體問責的缺陷十分明顯,異體問責更加能夠體現民主集中制。行政問責制度的出臺主要是為了對行政人員公權力的制約。

  (二)行政問責客體不明確

  從全局來看,我國的行政問責客體同嚴格理論上的規定是不完全一致的存在著一定的混亂、模糊的現象。最直接的體現便是行政問責的客體指向不明確。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出臺的行政問責制度對問責客體的規定不明確,就會導致下級官員成為上級官員的“替罪羊”,并且上級官員也有可能會成為下級官員失職的“不幸牽連者”,F有的問責制度很少有明確規定問責客體的,我們也是僅僅能從問責形式的制度當中推測大概的問責客體,并沒有明確問責的客體職能,比如對于“決策嚴重失誤對黨政領導進行問責”,那么何謂嚴重失誤,標準又是什么?這就很難明確具體的問責客體。在我國,行政長官負責集體決策的制定,黨委書記負責集體決策的最終敲定,那么如果出現決策失誤行為時,應當問責制定者還是決定者界限很模糊[3]。

  (三)問責制度分散、缺乏專門立法

  目前我國的行政問責制度雖然經過了長時間的實踐探索,但至今尚未形成一套規范的、系統的、完備的制度化法規,行政問責呈現分散化,散見于一些領域的法律、法規、條例等規定之中。例如,在《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提出黨的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全面領導黨內監督工作,黨委、紀委應加強對履行黨內監督責任和問題整改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中提出的監督對象是行政機關和行使行政權的其他組織、行政機關中的公職人員和公共組織中的公職人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九章第五十七條中體現對問責制度的規定,明確將問責制度提升到了法律層面,明確規定了引咎辭職和責令辭職的內容[1],進一步將行政問責法制化和規范化。雖然有很多法律中都存在著星星點點的問責內容,但針對行政問責制度本身并未形成一套系統的適用于所有情況的法律制度。

  (四)民眾問責意識淡薄

  在我國“衙門口頭朝南”這樣古老的情況一直扎根于人們的頑固思想之中,兩千多年來一直存在,隨著民主制的發展官重民輕的狀況有所改善但始終還是存在人民的思想之中。目前這種狀況還是十分常見,很多官員認為自己的權力來自上級部門,為了怕“開罪領導”,不惜踐踏公眾的利益,在位期間結交相近之人官官相護,忽視百姓。民眾方面也是被欺壓成習慣,不主動去維護自生的權益,而是一味的委屈求全,民眾的主人翁意識淡薄,公眾監督和問責也未形成普遍的社會意識。在已有的監督過程中,也是僅僅重視官員做事情的對錯進行問責,而忽略無作為的行為,總體看來我國當前的行政問責缺乏良好的社會氛圍。

  (五)問責程序不健全

  我國目前的問責程序許多時候憑借領導的想法,尤其一些小部門“一支筆執政”現象很多,并沒有明確的規范可遵循。行政問責制度是程序性規范和實體性規范的結合,而程序性規范是保障。比如,在《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中規定了問責的程序和問責決定,提供了行政問責的基本流程。其中例如對領導干部進行問責時,監察部門按照程序取證,但這種行政程序調查也會產生某些公正性漏洞,致使上級問責制度的問責程序也會產生偏差,致使上級問責獨權、濫用[2]。

  三、完善行政問責制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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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現行的問責啟動主體,包括兩方面,是同體問責和異體問責,同體問責主要是依靠黨政機關的負責人及行政機關首長,同體問責是作為問責主體的主要方面,而異體問責顯然沒有給予更多的監督職能。同體問責,自身監督顯然是有很多的弊端,而異體問責就顯得尤為重要。擴大異體問責,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考量:信息化時代,媒體變成信息傳遞的快速手段之一,理應作為問責監察主體;公眾作為行政制度的承受者,對于制度好不好,是否有效最具有發言權,應當發揮監督作用;人大作為行政權力的授予部門,對于所授予權力執行的是否有效應當進行監督;政協是我國特色權力督導機構,實行民主監督和民主協商,也應該作為問責的主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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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責客體即責任主體,在行政法的角度來看,行政責任實際上是一種行政法律關系,所以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就應當是行政責任主體。我國目前的問責制度針對問責客體界限不明晰,問責可以主要是兩方面,即組織部門和個體。針對組織部門主要是政府職能部門,個體主要是公職人員。當事故發生時官員被問責主要是出現問責太輕,屬于形式;以及問責時總是將過錯轉嫁其他人,比如下面人員做的不好,領導層面頂多是被治理監督不善,一些領導更是“一推六二五”,總是跟自己無關,并未做到權責一致。我們要盡可能的減少此類事件發生做到真正、客觀、公平問責。將行政決策和黨組決策區分,細化黨政領導責任追求的體制。另外,針對我國的問責事件中問責客體所承擔的責任偏重不一致的問題,不同類型應該區別對待。

  (三)健全問責制度

  有效的法律制度是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基礎,當然也是行政問責的重要保障,健全行政問責立法的目標就是要明確各級部門和政府公職人員的職責和權力。真正做到權力和責任的統一對等,當然也要受到人民的監督和考驗,做到為人民負責,給人民真正辦好事兒、辦實事。當然,這也是我國的國體和政治體制的根本性的規定[4]。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了對于重大的決策性的決定要做到終生追求其責任的目標機制,這項機制的提出有利于改善之前的下屬只對自己的上級負責,一些領導干部為了自己的政績在任期間發號施令一系列不合規矩的“新想法”,離任之后便“事不關己”,有助于突破之前的問責模式,而提出倒查的方式,為行政問責的目標指明了方向[1]。

  (四)培養行政問責意識

  行政問責意識的淡薄,從根本上來講就是思想觀念的不重視,公民并未樹立起真正的維權意識。如果說法律是規范人類行為的“不得不”遵守的標準,那么文化才是公民發自內心的行為導向,是行政問責能夠有效并有力推進的支撐。培養行政問責意識,第一步是對行政人員進行思想培養。對行政人員進行思想素質教育,使他們明確手中所掌握的“公”權力是人民和行政機關所賦予的,要為人民著想、替人民辦實事,提倡中國傳統文化及傳統美德要代代傳承、繼續堅守,不能因為一己私欲而亂用手中的公權力;第二步是對公民進行思想引領,要對行政人員的工作有信心,支持行政人員工作。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發展,公民越來越知道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生的合法權益,這類權益不僅僅是自己的財產所有物,物品所有權,也包括對自身的行政問責權益的維系,對行政人員的工作進行監督,讓他們更好的為自己“服務”[3]。

  (五)健全問責程序

  健全問責程序,我們可以按照先問責、問責后反思、反思之后再進行調離崗位考核、考核符合要求后再考核的程序,進而健全問責程序。對于被問責的官員,依據過失情況進行問責。之后給他一段的反思時間,“面壁思過”找到自己的錯誤,進行反省與檢查,然后再對官員進行再次考核,合格之后應該調離原領導崗位,賦予官員新的行政崗位,經過一段時間跟蹤考核合格才能重新回歸原崗位。此外,在行政問責規則之外,也要隨著在日常行政問責的過程之中不斷的對問責情況制定考核機制,對于問責條例也要“隨行就市”,建立健全行政問責的救濟機制,要有針對性的對于行政問責的實際情況進行詳細規定,有效保障問責的公正公平。

  四、結語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健全和完善行政問責立法機制是中國政府在行政問責機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茖W完備的行政問責機制有利于中國的政府的效能的提高,對于依法治國有重大意義。隨著社會的穩定發展,國家政府職能的不斷完善,理論界研究的側重點也從強化外部監管轉為實現公民利益、維護百姓權益的方面。盡管在目前的行政問責理論與實踐中依然存在著概念模糊、缺乏系統和有效的分析,同時也缺乏詳細的數據來支撐,不能具體明確的顯示行政問責的運行情況。筆者認為,在今后的行政問責研究方面,應該更加將重點放在提高政府和公職人員在社會責任感等方面,做到從內部提高行政問責的效度。

  參考文獻

  [1]張蕾.淺析我國行政問責制度[J].黑河學刊,2011(3):73-74.
  [2]陳勇.中國行政問責制度分析與建構[J].學習與探索,2013(5):54-58.
  [3]周孜予,姜雪.淺析我國行政問責制度[J].經濟師,2019(10):91-92+95.
  [4]劉雅鑫.行政問責制度的問題與路徑研究[J].法制博覽,2019(25):102-104.

  原文出處:王寧,姜慶丹.對我國行政問責制度的思考[J].大連干部學刊,2020,36(02):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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