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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詞學史的建構及其價值

時間:2020-05-07 來源:江淮論壇 本文字數: 9522字
作者:曹辛華,劉暢 單位:上海大學 南京師范大學

  摘    要: “近代詞學史”既是當前詞學史研究的空白,也是近代文學與學術研究的空白。它是有關近代詞學批評、研究及其學術的歷史,以文獻考索為基礎,包含理論層面的綜合研究與分別考察層面的專題研究兩大板塊。與近代詞學相關的文獻整理工作、清代詞學研究中的近代詞學研究、地域詞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國內外近代詞及近代詞學的研究成果、近代文學批評與近代文學研究、近代學術史研究等,均為“近代詞學史”的撰寫準備了基礎。“近代詞學史”的撰著,是中國詞學史的有益補充,是對近代詞學發展的系統總結,是對近代文學批評史的豐富與拓展,有利于近代詞學研究的良性持續發展,可與“近代詞史”相發明進而推動近代文學史研究,且對近代學術史的研究具有突破性意義。

  關鍵詞: 近代詞學史; 建構; 意義;

  “近代詞學史”既是當前詞學史研究的空白,也是近代文學與學術研究的空白。以之為突破口,可加強對近代詩詞學的研究。于此,筆者擬專門論述近代詞學史的建構及其意義,以期促進更多學界同仁的專門研究。

  一、界說與建構方式

  “近代詞學史”的時間起止,當依近代文學、近代文學史、近代文學批評史等通用的說法:從1848年前后至1917年前后。以下,對其內涵與外延、建構方式等進行說明。

  近代詞學史,是有關近代詞學批評、研究及其學術的歷史。近代對詞論、詞學理論、詞學方法的研究,對前代詞學學術史層面的研究,對諸如詞體聲律學(詞律、詞樂、詞譜、詞韻)、詞籍(詞集、詞選、詞學研究論著)、詞人、詞作(含評點、序跋)、詞話、詞壇史實等文獻學層面的研究,是近代詞學史的三大組成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是重心,是我們梳理、總結近代詞學實績的出發點,雖與前兩部分有一定交叉,但又各不相同。近代對詞論、詞學理論、詞學方法的批評研究,屬近代詞學批評史的范疇,是批評層面的研究史。由于當前尚無專門的近代詞學批評史專著出現,因此我們在建構近代詞學史時,不應將此排除在外。需要指出的是,近代詞學批評史不是近代詞批評史,而是近代關于詞學批評的研究史。它主要包括近代關于詞體、詞作、詞藝、作詞法、詞論、詞學觀念、詞學方法等方面的批判評價與研究,更偏重學術史,屬于近代學術史或研究史的一部分。近代對前代詞學的研究,主要是指近代對宋代詞學、金元詞學、明代詞學以及清初至嘉道詞學的研究史,此部分為各代詞體研究史中近代部分應當書寫者。
 

近代詞學史的建構及其價值
 

  近代詞學史,不是近代詞論史,也不是近代詞史,但它們卻有一定聯系。近代詞論史所包含的內容基本上屬于詞學史,如論詞藝作法、品評詞人詞作等均是。這些主張、見解,多存留于詞集評點、序跋、詞話等,但并非詞集評點、序跋、詞話都屬詞論的研究范圍。相反,它們均屬近代詞學史須重視的內容。近代詞史則是以詞為中心,與詞史相關的研究文獻均為詞學史的研究對象。論述詞史時,詞學研究及學術影響也是其重要內容。

  近代詞學史與清代詞學史、現代詞學史、民國詞學史有著密切關系。一方面,近代詞學史大部分與清代詞學史相重疊。也正因此,近代詞學史才遲遲不為人提上日程。但筆者認為,清代詞學范圍廣闊,大而無當的宏觀式詞學史并不能將近代部分具體而微地展示出來,更何況近代詞學有近代的特征。另一方面,近代詞學史與民國詞學史雖只有五年的交錯,但由于不少晚清的詞學家又生長或卒于民國,故某種程度上民國詞學史就是近代詞學史的繼續,F代詞學史也可視為近代詞學史的一部分,因時段前后接續,故兩者也是緊密關聯、不可割裂的。

  須再補充的是,近代詞學史與近代詞學研究史(學術史)并非同一課題。近代詞學研究史中,只有近代這一時段的詞學研究屬于近代詞學史,而近代詞學研究史的研究時段則可跨越至現代、當代以及當前。近代詞學史中凡研究近代的詞或詞學者,屬于研究史范疇,其他均不相犯。明乎此,我們建構近代詞學史時才有明確的領域與目標。

  在明確“近代詞學史”研究范圍的基礎上,要書寫一部完備的“近代詞學史”,當采取考、論結合的方式,以文獻考索為基礎,建構包含兩大板塊、十二項專題的完整研究體系。文獻考索部分,即對近代的詞學家之家世、生平、行實、學術交游等進行考求,對近代出現的各種詞學著述、各種詞集進行編目、提要與考辨,對各種詞學活動進行考索與編年,這是研究的基礎。兩大板塊,包含理論層面的綜合研究與分別考察層面的專題研究。綜合研究主要有近代詞學的淵源、背景、生態問題,近代詞學的演進歷程、規律與新變,近代詞學家及其學術心態,近代詞學的總體風貌、研究熱點,近代詞學的方法論與研究理論,近代詞學與創作的關系(與詞學主張、詞作法、詞社、詞派),近代詞學與詞學流派、群體、地域的關系,近代詞學的文化考察、學術史考察,近代詞學的價值、影響與意義等方面。專題研究,是近代詞學史的主體部分。其內容繁富、類型多樣、課題眾多。歸結起來,筆者認為當有近代詞籍刊刻、?、箋注、近代詞學目錄與版本、考據、評點、近代詞籍序跋、近代詞選學、近代詞話學、近代詞體聲律學、近代期刊與詞學及域外近代詞學等十二項。以下分而述之。

  近代詞籍刊刻異于前代,方式多樣、情形不一。于此,目前已有不少論著涉及,但還不夠系統。既然作為近代詞學之“史”,就當用專門篇幅。我們在梳理近代詞學文獻的刊刻及其歷史的同時,理應用編年的方式具體翔實地對其進行描述,使其接近原生態。與之相聯系的,還有近代詞籍?睂W、箋注學、近代詞學版本學等。這些,也需要我們以同樣的方式來述史。

  近代詞學考據,與前代相比,不但成果多、新見多,而且方式與范圍等都有新變。因此,我們應當梳理近代學者于前代及至當時詞人之年譜與行實、詞作與詞集、詞學公案、詞學史實等考證方面的主要成果,以供初學者認知與運用。

  詞學評點與詞籍序跋是近代詞論、詞學批評的重要淵藪。雖其內容不是我們考察的重點,但評點與序跋題寫的過程等卻是詞學史不當無視的。對于評點,當前我們應當先摸清到底有多少文獻存在,對評點過程、評點方式與評點的詞籍自身等進行鉤玄提要的同時,要揭示其背后的價值與意蘊。對于序跋,同樣也要遵循上述的思路和做法。

  近代詞選學,是詞選學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雖迄今為止尚無一部詞選學史出現,但并不意味著我們在建構詞學史時可以缺失。到了近代,詞選的編選方式多樣,存留數量更多。有鑒于此,在撰寫近代詞學史時,應當總體、宏觀地進行考索,采取描述史實的方式,供人取資。至于深入而完善的近代詞選學史,當另立專門課題。

  近代詞話學,與清詞話學、民國詞話學等均有交叉。同時,近代又是傳統詞話向現代詞話轉型的重要階段。建構近代詞學史,不能少此一項。當前大家已知的近代詞話不少,但還有不少稿本詞話、報刊雜志詞話等處于“塵封”狀態。這就要求我們應當先從匯集、搜輯入手,在文獻考索的基礎上描述史實。

  近代詞體聲律學,是關于詞樂、詞譜、詞律、詞韻等研究的總稱。當前,已有少數學者從事此方面的專門研究,然還有許多空間值得我們深入挖掘。具體到建構與撰寫一部近代詞學史時,當更多地揭示詞體聲律學的相關文獻與發展史實,而不是深剖文獻中所包含的原理、觀念與具體觀點。

  詞學的傳播也是近代詞學史應當關注的課題。它包括兩方面,一是近代期刊與詞學,一是域外近代詞學。近代期刊上不僅刊發有眾多詞作,還發表有不少傳統的詞話、近代的論著。在此方面,雖已有少數的相關研究,但具體到近代詞學史的撰寫,仍須以史實描述為重點。近代詞、詞學的域外傳播屬于域外詞學史的重要內容,但域外學者在近代所從事的詞學研究則不僅僅是傳播問題。于此,當另外專門描述史實,以見全球式視野。

  劉揚忠在對詞學體系進行建構時曾列表指出,詞學體系的基礎工程包括音律及文字格式的整理、詞學資料整理研究(詞籍版本、詞籍?、詞籍箋注、詞學輯佚、詞籍目錄之學)、作家作品史料的整理(詞人傳記、詞人年譜、作品系年等)等三大項。[1]前面我們對近代詞學史的界說及建構,基本涵蓋了劉氏所提倡的三大項,同時又根據近代詞學的具體情形有所增益。筆者主張近代詞學的建構多從文獻學、史料學視角入手,采取史學著述的方式來進行,主要目的是與以理論闡釋為中心的近代詞學批評史相區別。

  二、“近代詞學史”的建構基礎

  當前,近代文學的分文體研究領域中,缺少筆者所提倡的“近代詞學史”。只有彌補了這一缺失,才能使近代文學這一學科更加成熟。以下論述“近代詞學史”的建構基礎。

  首先,文獻整理工作已有相當基礎,并一直受到研究者重視,這為撰寫“近代詞學史”之詞學文獻學部分提供了學術支撐。陳水云《20世紀清代詞學文獻整理述略》一文系統梳理了百年清詞文獻的整理成果,稱其“取得驕人的業績”。[2]進入21世紀,清詞文獻整理成果仍不斷涌現。其中,與近代詞學關系密切者,目錄著作類有李靈年等編《清人別集總目》,吳熊和、嚴迪昌、林枚儀合編《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匯編》,王兆鵬著《詞學史料學》;總集類有葉恭綽輯《全清詞鈔》《廣篋中詞》,嚴迪昌輯《近代詞鈔》,陳乃乾輯《清名家詞》,錢仲聯輯《清八大名家詞集》;詞話類有唐圭璋輯《詞話叢編》,張璋等輯《歷代詞話》《歷代詞話續編》,嚴迪昌輯《近現代詞紀事會評》,譚新紅著《清詞話考述》,孫克強等輯《蕙風詞話·廣蕙風詞話》《大鶴山人詞話》,葛渭君、屈興國、朱崇才等則在唐圭璋《詞話叢編》基礎上進行了續編、補編,孫克強有《清詞話全編》,筆者有《全民國詞話》等。民國話體文學批評文獻電子數據庫也正在籌建中。另外,筆者所主持的國家重大項目“民國詞集編年敘錄與提要”、黃霖主持的國家重大項目“民國時期話體文學批評文獻整理與研究”、鐘振振主持的國家重點項目“民國詩話詞話整理與研究”等,也涉及了近代詞學文獻?梢哉f,近代詞學史研究已具備了一定的文獻基礎。

  其次,近代詞學研究是清代詞學研究的重心之一,成果豐碩,可為撰寫“近代詞學史”開拓道路。很多通代或清代的詞學專著都將近代詞學視為重點,如謝桃坊《中國詞學史》、方智范等編《中國詞學批評史》,都以較大篇幅評介近代詞學的發展與成就。清代的詞學理論研究同樣受到學者關注,如張宏生《清代詞學的建構》、孫克強《清代詞學》《清代詞學批評史論》、皮述平《晚清詞學的思想與方法》、陳水云《清代詞學發展史論》、楊柏嶺《晚清民國詞學思想的構建》、朱德慈《近代詞人系年》《近代詞人考錄》等,皆通過不同的視角與專題,歸納清代詞學研究的特征,頗有理論價值及指導意義。其中的近代詞學,都是各家考察的重點。此外,詞譜、詞樂等詞體聲律學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關注,如高淑清《〈詞林正韻〉研究》、江合友《明清詞譜史》等,尤其是后者,填補了明清詞譜研究的空白。昝圣騫的《晚清民初詞體聲律學研究》,也是一部開創式的著作。凡此,均對近代詞學史撰述具有指導意義。

  第三,地域詞學的研究成果,可為“近代詞學史”的撰寫提供新視角。蔣寅倡導從特定時期、特定地域入手,盡可能全地考索其詞學文獻,以探求詞學發展的全貌。這一新視角,為研究者所青睞,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沙先一《清代吳中詞派研究》、朱德慈《中晚期常州詞派研究》、巨傳友《清代臨桂詞派研究》等,雖是詞派研究,但也涉及地域詞學。袁志成《晚清民國湖湘詞壇研究》《晚清民國福建詞學研究》、楊柏嶺《近代上海詞學系年》、謝永芳《廣東近世詞壇研究》等,則專門探討地域詞學。這些研究,有利于更深入地把握近代詞學的成就。當我們撰述“近代詞學史”時,分地域的近代詞學也當列入其中。

  第四,近代詞的研究成果比較多,可為近代詞學史的撰寫提供啟示。近代詞作為清詞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歷程在朱惠國、劉明玉《明清詞研究史稿》和陳水云《明清詞研究史》等著作中已有詳細評述?偟膩碚f,近代詞與近代詞學頗有相似之處,都具有重視文獻整理、成果相對集中、重視詞史地域性等特征。然而,相比近代詞學,近代詞研究得到了更多的關注。相比“近代詞學史”或者“近代詞學批評史”,“近代詞史”的研究顯得更全面也更具有系統性。近年來,楊柏嶺、莫立民等學者皆以“近代詞史”為課題進行了研究,后者已有專著《近代詞史》問世。若對照來看,則近代詞研究可為近代詞學研究提供不少啟發。

  第五,近代文學批評的研究現狀,可為“近代詞學史”的撰寫提供理念支撐或學術動力。一方面,近代文學批評研究中有不少涉及詞學者,可為“近代詞學史”的撰寫提供理念支撐。如黃霖的《近代文學批評史》,曾辟專章評介近代的詞學成果。該著雖涉詞學部分相對較少,但對詞學史的撰寫卻有較高的指導意義。黃霖還在《中國近代文學批評研究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從“近代品格與時間斷限”“傳統改造了西學”“人品不等于文品”“同而不同處下功夫”等四個方面,概括了近代文學批評的特點并為進一步的研究指示了方向。[3]另一方面,當下的近代文學批評研究多就具體問題深入研究且多聚焦于學術熱點之上,這必然會刺激詞學研究者迎頭趕上,撰寫出高質量的近代詞學史。近代小說理論依然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成果迭出。近代詩文批評研究也逐漸受到重視,此方面的博士論文就有賀國強《近代宋詩派研究》、葛春蕃《古今之際:晚清民國詩壇上的同光派》等。近代詞學大可吸取其他文體研究的經驗與不足,在深化專題個案研究的同時,做好宏觀與中觀的研究。

  第六,近代文學的研究現狀,可啟發“近代詞學史”的撰述。一方面,近代詞學研究在近代文學研究體系中顯得尤為薄弱。如郭延禮《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裴效維《近代文學研究》《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曲折歷程》(上下)、蔣寅《清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等專著中,近代詞學研究部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另一方面,近代文學、近代詞學的純粹地位還有待鞏固。近代文學發展雖已近百年,但其作為一個獨立文學史段落的地位卻面臨被淡化、消解的尷尬局面,主要原因是“古代文學的下延、現代文學的上伸,把近代文學分解支化”[4]。要解決這一問題,除了明確文學史分期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近代文學研究必須做出自己的“近代”品格?梢哉f,這也是近代詞學研究所面臨的挑戰和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七,近代學術史的研究現狀,為“近代詞學史”的撰述指明了著力點。近代學術史的研究,始自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近三百年學術史》等,百年來成果至為豐富,其下轄子項如近代思想史、近代文化史、近代社會史等等在當代都得到了充分拓展。遺憾的是,近代學術史研究中尚無近代詞學的位置。如麻天祥《中國近代學術史》[5],僅有《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型》一章言及文學,沒有近代詩學的位置,遑論近代詞學。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近代詞學游離于近代學術之外。近代詞學的“近代化”特質究竟有多大程度的體現,影響最大的常州派所倡導的“比興寄托”詞學觀的產生緣由、接收情況與歷史評價,近代學人的詞學觀與其他學術思想的關系等等,都是近代學術史研究給近代詞學提出的問題。這些問題,對“近代詞學史”的撰述具有重要的導向價值。

  第八,中國大陸以外地區在近代詞及近代詞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為“近代詞學史”的撰寫準備了基礎。此方面的研究,以港臺最為集中,成績也最突出。一方面,文獻搜集整理成果顯著。臺灣黃文吉、林枚儀等先后編纂《詞學論著書目》《詞學論著總目》,是目前詞學界最全面的目錄工具書。林氏又與吳熊和、嚴迪昌二人合編《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匯編》,著錄清詞別集六千余種。此外,港臺地區還陸續整理了一大批詞籍、詞選,近代部分有《水云樓詞燼余稿》《水云樓詞》《庚子秋詞》《廣篋中詞》等。另一方面,由名家領銜的近代詞研究成果逐漸增多。如葉嘉瑩的“近代詞史研究”,林枚儀的清代詞學尤其是“晚清詞論”研究。除了葉、林二氏,港臺地區的近代詞研究成果尚有金鮮《清末民初宋詞學析論》、卓清芬《清末四大家詞學及詞作研究》、汪中《晚清詞學之勃興》、侯雅文《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等。

  三、“近代詞學史”的建構意義

  詞學在近代進入了“中興光大時代”[6],名家眾多,成果豐碩。當前學界于近代詞學的研究成果雖漸增多,但卻缺乏全面、系統、整體的研究。迄今為止,還未有一部斷代的“近代詞學史”出現。“近代詞學史”這一課題,旨在改善上述不足,并將有助于推動近代文學與學術研究的發展,其學術意義值得重視。

  首先,近代詞學史對中國詞學史有補充作用,是斷代詞學史研究模式的繼續開拓。一方面,可改變當前偏重于狹義的詞學批評、全面性研究不足的狀態。對近代詞學的整體研究,雖在現代就已起步,但多從屬于各種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著作,篇幅十分有限。在各種斷代或通代的詞學專著中,近代詞學占有重要地位,但大多僅以狹義的詞學批評為研究對象。如方智范、鄧喬彬等合著《中國詞學批評史》,陳水云《清代詞學發展史論》等,就缺乏對詞譜學、詞律學等詞學基礎的研究,缺少對詞學文獻學、詞學方法論等內容的論述。謝桃坊《中國詞學史》允稱全面,涉及詞學的各個層次,但于近代詞學批評反較薄弱。作為通史,很難也不必面面俱到,但這也為近代詞學史留下了研究空間。另一方面,近代詞學史是對斷代詞學史研究空白的填補,有利于近代詞學研究的深化。就當下詞學研究史體系建設來說,通史類著作如《中國詞學史》《中國詞學批評史》等,個案研究類著作如嚴迪昌《陽羨詞派研究》、朱德慈《常州詞派通論》、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等,都已經相對深入與厚重。但是,從斷代詞學史這一研究理念出發的研究明顯不夠。斷代詞學史這一研究模式,既有歷時性,也有共時性,點線面皆備,有通史與個案皆不具備的優勢。目前,學界已有開拓斷代詞學史之作,如丁放《金元詞學研究》、岳淑珍《明代詞學研究》、張仲謀《明代詞學通論》、余意《明代詞學之建構》、孫克強《清代詞學研究》等,都涉及了近代詞學理論或詞學思想。筆者與傅宇彬等在現代詞學史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無論是全面性還是系統性乃至撰寫體例上,都不盡如人意,需要繼續開拓。“近代詞學史”的建構,正可彌補此方面的缺憾。

  其次,“近代詞學史”研究是對近代詞學發展與成就的系統總結,意義重大;同時,對近代文學批評史也將起到豐富與拓展的作用。清詞號稱“中興”,近代詞壇之繁盛更勝前代,尤其是詞學研究,譜寫了中國傳統詞學史上最后也是最燦爛的輝煌。晚清詞人多兼有詞學家的身份,以影響最大的常州詞派為例,從張惠言、周濟、董士錫,到譚獻、莊棫、馮煦,再到“晚清四大詞人”王、鄭、況、朱,皆究心于詞學,成果豐碩。此外,近代詞壇尚有大量詞話、詞選等詞學著作,其學術史意義需要品讀論定。有些詞人雖無詞學著作傳世,但其詞學思想往往寄寓在具體創作之中?傊,近代的詞學成果極為豐富,應該有“近代詞學史”來考察其演進,總結其成就,論定其地位。同時,近代詞學史也是近代文學批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羅根澤曾指出,研究文學批評的目的“就批評而言,固在了解批評者的批評,尤在獲得批評的原理”[7]。不論何種文學體裁的批評,其“原理”都有相通之處。詞家之詞論“雖專為詞而設,但在古代文論中卻具有待發掘的美學價值”[8]8,近代文學批評的進一步發展,“近代詞學史”當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口。

  第三,近代詞學史的建構有利于近代詞學研究的良性持續發展。當下對近代詞學的研究雖有一定基礎,但與近代詩文、戲曲、小說相比,仍然比較薄弱,有待加強。一方面,研究系統性不足。目前,文學批評史著作雖多,但詞學比重較小,且多為陽羨、浙西、吳中、常州等著名詞派或《賭棋山莊詞話》《白雨齋詞話》《蕙風詞話》等著名詞學著作的個案考察。近代詞學各個層次的發展脈絡往往不甚明了,“史”的研究不夠。另一方面,研究樣本數量偏少,覆蓋面偏窄。這一點是與系統性研究不足相伴生的。當下近代詞學領域原生態的全面研究上投入明顯不夠,很多詞學理念實際上蘊含在序跋、選本乃至具體創作之中,亟待發掘整理。對近代詞壇之繁榮的理解,不應僅僅停留在表面與局部,詞學觀念的傳播與接受有賴全面的考察。近來,學者頗致力于近代地域詞學文獻之整理與研究,應當說上述缺憾已經有所改觀,但仍留有較大空白。近代詞學史的建構,可彌補此種片面式、重點式、名勝式的詞學研究狀態。

  第四,“近代詞學史”研究對近代詞的研究具有促進作用,可與“近代詞史”相發明,進而推動近代文學史研究。近代詞壇,詞學家往往也同時是填詞家。詞學家之創作,通常是其詞學批評理念的實踐,對其詞學的研究顯然有益于對其詞的研究。如嚴迪昌即肯定“鄧廷楨的《雙硯齋詞》氣勢寥闊、情韻高健,體現著他在《詞話》中向往的審美特點”[9]。另外,近代詞學文獻中多有探尋詞作本事、批評詞風詞藝、探討詞史等方面內容,這些顯然都是近代詞史研究不可忽視的參考資料。乾嘉以來,“詞學大昌,江浙人士以不能填詞為恥”[10]。其實,不獨江浙文人如此,近代文人皆然?梢哉f,填詞在近代作家文學創作中的比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相應地,詞史研究之于整個文學史研究的重要程度也是前所未有。作為對近代詞史研究的重要參照,“近代詞學史”對近代文學史研究的獨特價值也是不容忽視的。

  第五,撰寫“近代詞學史”對近代學術史的研究具有突破性意義。一方面,近代詞學史本身即是近代學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與詩學相比,詞學研究的內容更為豐富駁雜。僅詞學理論,就包括詞樂論、詞體論、聲律論、創作論、作品論、流派論等多個方面,而“近代詞學史”作為對近代詞學全面、系統的研究,將形成“近代詞學批評史”“近代詞學理論史”“近代詞學評點史”“近代詞話學史”“近代詞選學史”“近代詞學傳播史”“近代詞體聲律學史”“近代詞學文獻學史”“近代域處詞學史”等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將極大豐富近代學術史的研究。另一方面,近代詞學的發展與近代學術思潮關系極為密切,其發展道路體現了近代學術的趨向。筆者于《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詞學卷》曾指出,近代詞學的發展歷程中涌動著“經世致用”“學習西方”“人文精神”“文學通俗化”“文學復古”等五大文學思潮,并在逐漸向“現代”轉型。[11]如近代學術由乾嘉之學的重實證考據轉向與西方文化碰撞下的重經世致用,這一點在近代詞學上就有鮮明的體現。常州派眾家皆為學術名家,張惠言論詞用其今文經學研究之方法,周濟為人有濟世之志,其“詞論尤體現了史學家高瞻遠矚的眼光和經世學家關注社會現實的意識”[8]313。而王國維《人間詞話》構建詞學理論系統的努力與西方哲學理論的引入,不僅僅是近代詞學的突破,也是近代學術的突破。研究某學者的學術時,必不能忽視其詞學,對近代學術史而言亦是如此。當我們對近代詞學史中的學術理念或思潮進行系統、深入考察后,必然會極大地推進近代學術研究。

  綜上所述,“近代詞學史”這一課題是對近代詞、近代詞學、近代學術等研究領域的新的重要突破,是對近代詞學系統性、全面性、體系完整性等方面不足的直接改善,同時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體系的新發展。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加強近代詞學專題史的研究,另一方面盡快建構與撰寫出相對宏觀的“近代詞學史”,概論式的類似王兆鵬《詞學史料學》也可,綜論式的類似方智范、鄧喬彬等《中國詞學批評史》也可。最為理想的“近代詞學史”,當由近代詞學文獻考述、近代詞學史綜論與近代詞學專題史三者合一。其工程較浩大,但可先擇其主流、攬其大概、述其大要,細致而具體的“近代詞學史”則可待時機成熟再推出。新近彭玉平主持的國家重大項目“中國詞學通史”,實際上也為“近代詞學史”的撰著提供了新的契機與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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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處:曹辛華,劉暢.論近代詞學史的建構及其意義[J].江淮論壇,2020(01):157-16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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