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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務工人員獲得感衡量指標與提升路徑

時間:2020-05-07 來源:西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本文字數: 10022字
作者:楊梅 單位:西昌學院 西南民族大學

  摘    要: 以涼山州會東縣為例,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分析了流入新疆巴州地區從事農業生產工作的彝族務工人員的“獲得感”的來源,從物質生活條件改善、個人能力提升以及所處社會情境改善等方面探討了這一群體的“獲得感”的基本情況,并進一步提出了彝族務工人員獲得感提升路徑,這不僅有利于促進彝族農民更好地融入流入地,也有利于推動涼山彝族地區脫貧攻堅及鄉村振興工作,助推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彝族務工人員; 獲得感; 鄉村振興;

  Abstract: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a case study of Huidong county of Lish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we analyze the sources of "sense of gain" for minority Yi workers employed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Bazhou of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We study their "sense of gain" from their improved material life conditions, personal abilities and social situations. Then we propose solutions to the further promotion of their "sense of gain", which can not only benefit minority Yi agricultural laborers' adaptation to the new environment,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ampaign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in Liangshan.

  Keyword: Yi workers; sense of gain; rural revitalization;

  一、引言

  涼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17個縣市中有11個為深度貧困縣,是全國“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其貧困量大、貧困程度深,是國家脫貧攻堅的“硬骨頭”和“主戰場”之一,是影響四川乃至全國奪取脫貧攻堅全面勝利的控制性因素[1]。在全球化和城鎮化背景下,涼山彝區大量勞動力外流,要想搞好彝區脫貧攻堅及鄉村振興工作,應該聚焦彝族農民工本身。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的時代背景下1,目前有學者提出提升貧困人口獲得感是檢驗精準扶貧成效的重要標準的觀點[2]。近年來,流入新疆地區從事農業生產工作的涼山彝族呈增長趨勢2,這一群體具有少數民族農民和貧困地區農民的雙重身份,具有其顯著的獨特性,然而目前對這一群體的研究卻付之闕如。本文基于2018年和2019年期間多次往返于新疆巴州以及涼山州會東縣的田野調查資料以及相關文獻資料,從彝族農民(下文的“彝族農民”均指在巴州地區從事農業生產工作的彝族農民)獲得感的來源以及提升路徑兩個維度對新疆地區彝族農民的獲得感進行深入研究,以利于推動涼山彝區的脫貧攻堅及鄉村振興工作,助推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此外,這一群體的獲得感亦是個人、社會和國家的共同訴求。
 

彝族務工人員獲得感衡量指標與提升路徑
 

  二、彝族務工人員獲得感衡量指標

  在田野調查期間,筆者聽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我們諾蘇歷史上從來沒過過現在這么好的日子”,這顯然是這一群體的共鳴,那么,他們“好日子”的內涵是什么?僅僅是由于收入增加而帶來的物質生活的提升?在調研中筆者發現這一群體的“好日子”內涵不僅包括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層面的滿足感,而且包含精神層面的體驗感,剛好切合當下流行語“獲得感”的內涵。“獲得感”(sense of gain)是在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共享發展理念以及轉變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匯,是隨著時代發展提出的新概念,目前學術界對其概念內涵并無統一、清晰的界定。結合學界前期研究成果以及巴州彝族農民實際,本論文將獲得感定義為:彝族農民在自身參與農業生產活動時,由于物質生活條件改善3、個人能力提升以及所處社會情境改善等方面取得的客觀獲得感(objective sense of gain)及主觀滿足感(subjective sense of satisfaction)。葉紅和馬黎認為群眾獲得感的提升,不僅有利于解決貧困地區發展不足問題,更有利于規避扶貧資源下沉導致的物化現象,從而形成正確的義利觀,徹底激發內生動力,促進脫貧成效的持續性[3]。

  巴州彝族務工人員這一群體的獲得感究竟從何而來?涼山州作為國家脫貧攻堅的“硬骨頭”和“主戰場”之一,僅僅依靠外部力量很難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在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的時代背景下,要想搞好涼山彝區的脫貧攻堅及鄉村振興工作,應該聚焦彝族農民工這一群體,他們的獲得感是個人、社會和國家的共同訴求,是衡量彝區脫貧的重要指標之一。本文從物質獲得、能力獲得和社會情境三個維度研究巴州彝族務工人員這一群體的獲得感(圖1)。

  圖1 分析框架
圖1 分析框架

 。ㄒ唬┪镔|獲得感:獲得感的基本保障和內生動力

  生存需求得以滿足是彝族農民獲得感的基礎保障和內生動力,與先輩相比,這一群體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獲得的物質條件有所提高,這也是這一群體共享國家改革開放、共享發展理念以及社會經濟模式轉變所帶來的益處后最直接、最真實的感受,是提升該群體獲得感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田野點之一——柏櫟箐村,地處高二半山區,交通閉塞、自然條件艱苦、經濟條件落后,傳統的經濟收入來源為農作物和畜牧業,農作物以玉米、馬鈴薯、苦蕎等為主,由于人均耕地面積少,土壤貧瘠,且耕作技術落后,農作物僅能自給自足。自21世紀初開始,該村便有年輕男性不斷外出務工。2001年,本村開始出現以家庭為單位到新疆從事農業生產工作的現象,到目前為止,已有90%的勞動力常年往返于新疆和會東家鄉之間4,外出務工收入已成為本村的主要收入來源和自主脫貧的主要途徑。新疆巴州地區的會東彝族在3—8月份期間主要從事棉花種植、枸杞種植、甘草種植、果蔬種植等農業生產工作,9—11月份集中從事棉花采摘工作。這一群體的物質獲得感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收入增加。收入增加成為彝族農民最直接、最明顯的獲得感因素,每年具體的收入明細如表1和表2所示5。

  表1 3—8月份收入明細
表1 3—8月份收入明細

  表2 9—11月份收入明細
表2 9—11月份收入明細

  根據表1和表2,男性每年平均收入約為4萬元,女性平均收入約為5萬元,由于到新疆務工的彝族基本都以家庭為單位,因此每個家庭每年的收入約為9萬元。女性還會在種植農作物期間利用空閑時間做零工,每天收入約200元,這部分額外收入每年約為1萬元。除去日常生活開銷以及往返路費,一個核心家庭每年的凈收入約為7萬元。據柏櫟箐村干部不完全統計,該村每年的務工收入約為1000萬元,其中有90%左右的收入來自新疆地區。

  (2)有房住。國家為實現全面脫貧,決定對建檔立卡戶在自愿的基礎上實行易地扶貧搬遷,并且將“兩不愁、三保障”作為易地搬遷的主要目標,作為脫貧攻堅的關鍵標尺。野租鄉柏櫟箐村傳統村民房為土墻結構房屋,由于村民常年在外務工,無人照料,不少房屋已成為危房。近年來由于收入增加以及國家扶貧政策等原因,不少村民新修建磚混結構房屋,且依托會東縣民俗生態度假區6,有30戶村民已修建“聯排別墅”7,50戶已在會東縣城購買房屋,其中42戶為小產權房。

  (3)享受優質教育。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和貝克爾創立的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認為在經濟增長中人力資本的作用大于物質資本,同時指出人力資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質量,其中教育投資是人力投資的主要部分8。教育已成為涼山彝區扶貧攻堅的主要領域和重要手段,是當前脫貧攻堅實現全面脫貧的核心抓手之一。思想貧困是貧困人群長期不能徹底擺脫貧的一個重要原因,教育可以破除思想禁錮,以教啟智,提升貧困人群脫貧攻堅的智慧、力量、勇氣和信心,激發其脫貧致富的原動力。教育還對貧困人群的智力開發和能力提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貧困人群實現自主脫貧的內生動力和決定因素。

  隨著彝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彝族老百姓越發重視子女教育。當前學界關于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問題的研究成果豐碩,然而在彝族人看來,外出務工并不是其人生的終極目標,在外務工是為了能積累資本在家鄉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加之在外務工流動性較大,因此很多外出務工彝族都將子女交由老人照看,并在會東縣境內就讀。由于鄉村地區條件艱苦,且學校教學質量相對較差,目前有80%以上的柏櫟箐外出務工彝族都將子女送到縣城讀書,其子女能與城市孩子享受同等優質的教育機會。均衡教育發展是我國義務教育法的方向性要求,如何公平合理地配置教育資源,進一步縮小城鄉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公平是當前我國義務教育的工作重難點,2012年10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深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會東縣政府積極貫徹落實該“意見”,2017年11月會東縣成為涼山州繼西昌、德昌之后的又一個完成國家認定的“義務教育發展基本均衡縣”。野租鄉中心小學學生共有130人,教師15人,師生比1:8.7,全縣小學師生比為1:21.59,野租鄉中心小學的師生比遠遠超過全縣平均值,究其原因在于該鄉為彝族聚居鄉,有條件的彝族村民都將子女送到會東縣城讀書。且近年來,會東縣政府抓實農民工服務保障工作,其中“關愛農民工行動”旨在更好地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這也著力解決了彝族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讓其子女享受了優質的教育資源,真真實實提升了這一群體的獲得感。

 。ǘ┠芰Λ@得感:獲得感程度的決定因素

  彝族務工人員的個人能力包括工作能力、學習能力、語言溝通能力、組織協調能力、創新能力以及領導能力等方面,是完成一項任務或事件所表現出來的綜合能力,作為從事農業生產工作的彝族農民這一群體,個人綜合能力最直接、核心的考核標準是其創造財富的能力,其個人能力是獲得需求和社會認可的基礎。彝族農民存在受教育程度低、技能培訓經驗缺乏、語言溝通能力弱等客觀不足,然而這一群體也有勤奮好學、認真負責、誠實守信等優良傳統美德。LH公司第六期棉花流轉地河南籍負責人張廠長告訴筆者,他所負責管理的棉花地曾雇傭過來自全國各地不同地區的農民工,其中來自涼山的彝族是最勤奮、最認真負責的,因此最近幾年,他的棉花地雇傭的涼山籍彝族農民成增長趨勢。

  (1)工作技能獲得。柏櫟箐彝族農民在家主要從事傳統農業生產工作,農業生產活動主要采取鄰里互幫互助的傳統模式,尚未普遍使用現代農業生產技術。新疆巴州地區棉花產業已基本實現產業集約化、規;蜋C械化發展。新疆土壤鹽堿化程度比較嚴重,需要大量灌水以降低其堿性:春季灌水壓堿,降低土壤中綠化物含量;夏季洪水期灌水洗鹽排堿降低土壤鹽堿濃度;秋季翻壓后冬灌待播,為來年春播及寬膜植棉創造良好的條件。彝族農民在種植棉花地期間其中一項重要任務便是“灌水壓堿”,這一過程主要應用灌水機,彝族農民幾乎沒有使用灌水機的經驗,因此需要統一進行培訓學習使用。拖拉機是種植棉花常用的工具之一,彝族女性在家鄉進行傳統農業耕種時從未使用過這一工具,但在新疆地區隨處可見彝族女性開著拖拉機的場面。

  近年來,會東縣政府為抓實農民工服務保障工作,于每年農民工返鄉高峰期(約11月至次年3月)免費開辦農民工技能培訓班,旨在為農民工提供專項技能培訓,以提高其就業競爭力,很多在新疆務工的彝族農民工都曾參加過政府組織的專項技能培訓學習,并獲得相關的工作技能..10。通過專項技能培訓學習,彝族農民的自身技能不斷得以提高,這不僅提高了其外出務工的就業競爭力,也大大增加了他們的自信心,這一群體社會認同感和社會適應能力不斷得以加強,其獲得感便隨之提升。

  (2)溝通協調能力。由于巴州棉花種植業已實現集約化、規;蜋C械化發展,棉業公司為管理方便和提高經濟效益,在其雇工中選擇一部分有能力的人擔任領工..10,以協助其日常管理工作。一部分受過“高等教育”..10的彝族務工人員成為領工群體,主要負責日常管理工作,協助彝族務工人員與棉花地老板之間的溝通工作,幫助老板介紹彝族務工人員,以及協助彝族務工人員“討薪”等工作,他們成為彝族農民賴以生存的“幫手”,是這一群體名副其實的“代言人”。在工作中,領工們的溝通協調能力和領導組織能力不斷提高,這些能力逐漸成為其謀生手段,使其實現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

  總之,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在新疆務工期間,通過不斷學習各項新技能,個人綜合能力得到極大提升,由此帶來的社會認同感和社會適應能力讓其獲得了精神層面的滿足感,這直接決定了其獲得感的程度。

  (三)社會情境獲得感:獲得感的實現保障

  “情境”一詞最早由美國社會學家W.I.托馬斯與F.W.茲納尼茨基在移民史的經典著作——《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中提出,認為“情境”是人類行為與文化相結合的可供觀察的共同體[4]。Bandura的交互決定論認為,社會情境、行為和個體因素三者是一個三方互惠的辯證關系,其中任何兩個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都會隨著社會情境、個體因素和行為的不同而發生變化,且在三個因素內部也存在這種互惠作用[5]。根據交互決定論,對新疆巴州農民這一群體而言,社會情境是他們客觀獲得的基礎要素,個體因素(物質獲得)是其客觀獲得的基本保障和內生動力,而能力獲得則是影響其客觀獲得的直接因素。獲得感是人們通過自身努力后,獲得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后所取得的心理滿足感。作為一種主觀獲得感,它是一種復雜的社會心理行為,包括認知層面和情感層面,以及獲得對象的需求與動機、獲得行為、獲得的結果,體驗的主觀條件等等,是一種復雜的心理體驗,同時也是社會性的體現,與所處的社會情境密不可分。作為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他們到陌生的環境需要重新構建社會關系網絡以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并從中獲得物質資源、社會支持、服務等,從而獲得安全感,而政府的支持是這一群體獲得感最重要的社會支持。

  黨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的“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目標,加速了中國政府的轉型進程。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和四川省委省政府領導關于農民工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會東縣委縣政府于2019年8月份開展了以“愛心相伴·團聚圓夢”為主題的留守兒童親情團聚夏令營親子活動,組織21名留守兒童(其中有19名彝族)遠赴3 400公里之外的新疆庫爾勒與親人團聚。筆者有幸參與此次活動全過程,參加此次活動有縣委宣傳部、組織部、總工會、教育體育和科技局、勞動和社會保險事業管理局、就業服務管理局、禁毒防艾辦公室、野租鄉政府、野租小學等相關部門?h委縣政府組織此次活動的目的不僅在于促進親子溝通和團聚,期間還掛牌成立了四川省會東縣駐新疆庫爾勒市“農民工黨支部”“農民工工作站”“民族團結工作站”三塊牌匾,這也是會東縣第一個駐外地農民工黨支部、農民工工作站、民族團結工作站,主要目的是及時了解、收集黨員及農民工的意見、建議,同時將會東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以及相關政策通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載體及時傳達給農民工,開啟了會東縣農民工服務保障的“新路子”,為更多農民工服務提供了保障,讓農民工真切感受到縣委縣政府針對農民工的服務已深入到農民工務工地,讓農民工在異地他鄉感受到“家”的溫暖。

  在新疆地區,因老板拖欠工資而發生的勞務糾紛屢見不鮮,由于彝族農民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識淡薄,其維權之路非常艱辛。在討薪過程中,彝族農民通常會通過集體維權的方式,聚眾到相關部門進行反映或投訴,有時某些不理性維權方式不僅起不到好的維權效果,而且還會引起諸如破壞社會秩序等不良后果。來自柏櫟箐村三組的6戶村民2017和2018年在一個湖南籍老板的棉花地當種地工,兩年的工錢共計84萬,但2018年老板卻因經營虧損而跑路,村民們從此走上艱難的討薪之路。2019年8月組織留守兒童親情團聚夏令營親子活動期間,會東縣總工會主席和2位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代表一同到相關部門反映情況,后在庫爾勒市政府和市信訪辦的協調下,湖南籍老板答應在2個月以內結清所有勞務費,這一過程中農民工對政府的信任得以提高。通過提升農民工的政治信任而降低其采取體制外權益表達方式的可能性[6],這不僅可以提升農民工的政治獲得感,還能避免因采取體制外權益表達方式而帶來的不良影響,而農民工工作站的成立為農民工的工作和權益多了一份保障。

  綜上所述,由于彝族農民物質生活提高、工作技能獲得以及社會情境等原因,這一群體的物質獲得感和精神獲得感明顯提升。由于流出地的強勁推力,這一群體將在長時期內處于流動狀態,然而要確保這種獲得感持續發展,還需從不同層面進一步提升獲得感的廣度和強度。

  三、彝族務工人員獲得感提升路徑

  基于彝族務工人員獲得感的內涵以及當前所面臨的實際困境,這一群體獲得感的提升不僅需要相關政策支持和制度落實,還需要社會組織共同積極參與,以及彝族農民的個人能力和參與意愿的提升。以“多方共同并進,建立多渠道、多領域路徑”的方式,提升彝族農民的獲得感并確保其可持續發展。

  (一)政策支持和制度落實:獲得感提升的基礎(國家、政府層面)

  調研發現,由于某些特殊原因,當地政府和社會對彝族有一定的偏見。LH棉業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期負責人張廠長告訴筆者:“當地社會現在對彝族還存在一定的偏見,涼山州相關政府部門應該和巴州的政府部門溝通,以消除這種彝族污名化(stigmatization)。”污名是由于個體或群體具有某種社會不期望或不名譽的特征,從而降低了其在社會中的地位,污名是社會對這些個體或群體的貶低性、侮辱性的標簽,被貼上該標簽的人有一些為他所屬文化不能接受的狀況、屬性、品質、特點或行為,這些屬性或行為使得被貼標簽者產生羞愧、恥辱乃至犯罪感,并導致了社會對他們的不公正的待遇[7]。由于污名化所帶來的消極刻板印象,使得彝族農民難以獲得應有的尊重并享有同等權益,身份污名的社會后果還可能造成群體之間的區隔和疏離,甚至對立和沖突[8]。鑒于此,新疆巴州和四川涼山兩地政府應當協力去除彝族農民工“污名化”,讓這一群體享有“受尊重、公平”等基本權利,以提升這一群體精神層面的獲得感。

  除此而外,基于彝族務工人員知識文化水平較低、法律意識淡薄等實際情況,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應該建立健全相關機制,定期進入彝族農民群體中宣傳相關法律常識以及控輟保學、學籍管理、禁毒防艾等常識,以確保這一群體充分享有“知情權、參與權”等基本權利,從而提升這一群體的獲得感。

 。ǘ┥鐣M織建設:獲得感提升的社會支持(社會層面)

  社會組織具有“非政府性、非營利性、公益性或互益性、志愿性等四個方面的基本屬性”,它對彝族農民融入流出地具有紐帶作用。珠三角地區彝族家支派遣公司和“涼山農民工商會”規避了由于純粹市場競爭所導致的失序和混亂[9]307-381。經過調研筆者發現目前新疆巴州地區缺乏類似珠三角地區的社會組織,而充足的社會組織可以為彝族農民提供專門化的服務、協助其盡快適應流入地生活;提供維護權益的有效路徑;協助政府提升服務管理工作水平;協助解決勞務糾紛、突發事件等。在調研中,不少彝族農民向筆者吐露心聲:由于火把節期間是棉花地打頂、除草的農忙時期,棉花地老板一般不會準假,很多彝族農民無法慶祝這一重要的傳統節日。

  由此,相關社會組織可協助彝族農民在巴州彝族相對集中的地方舉行火把節,這不僅可以宣傳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還可協助彝族農民傳承其民族文化,以增強這一群體的凝聚力及身份認同,從而提升其獲得感。

  (三)彝族務工人員的個人能力提升:獲得感提升的核心(個人層面)

  彝族務工人員的個人能力是其獲得感程度的決定因素及內生動力,這一群體應該積極發揮自身的主體作用,通過不同途徑提升個人能力以增強個人就業競爭力和自信心、增加個人收入,從而改善物質條件。然而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語言能力較差、專業技能缺乏等原因,彝族農民的人能資本稟賦較低從而降低其業競爭力[10],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該群體的獲得感。為了進一步提升該群體的獲得感,應增加其人力資本投入。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體現在人身上的資本,即對生產者進行教育、職業培訓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時的機會成本等的總和,表現為蘊含于人身上的各種生產知識、勞動與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質的存量總和[11]。從人力資本理論來看,加大教育投入是提高人力資本的核心所在,因此彝族農民的能力提升不應僅依賴于從日常生產生活中獲取的基本技能,而應積極主動參與政府及各社會組織提供的各種職業教育培訓,以提升自身綜合能力,為流出地和流入地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

  總之,彝族務工人員獲得感的提升和持續發展須國家、政府、社會以及個人以“多方共同并進,建立多渠道、多領域路徑”的方式方能實現。

  四、結語

  20世紀80年代美國和歐洲對貧困的實踐經驗指出,對貧困的認識要深入到“結構”層面,貧困產生的根源在于個體被排斥在經濟社會發展之外,無法參與到發展之中,結構化、制度化的社會排斥才是導致貧困的真正原因[12]。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就是要讓全國人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以及國家經濟發展帶來的益處,特別是少數民族農民工這一群體和貧困地區更應該享受這些成果和益處。

  當前由于收入增加、住房保障和子女享受優質教育等物質獲得為彝族務工人員群體的客觀獲得提供了基本保障和內生動力;同時由于工作能力、學習能力、語言溝通能力、組織協調能力、創新能力以及領導能力等方面的積累促使彝族農民個人綜合能力不斷提升,為其社會認可等精神層面的獲得提供了基礎;再者,政府層面為其提供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就業促進等社會支持,保證其享有公平、公正、受尊重等最基本的權利?傮w而言,彝族務工人員工群體的主觀獲得感和客觀滿足感不斷得以提升。然而某些地區存在彝族“污名化”,以及彝族農民自身人力資本稟賦較低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該群體獲得感的進一步提升,因此需要以“多方共同并進,建立多渠道、多領域路徑”的方式,提升彝族務工人員的獲得感并確保其可持續發展。

  提升彝族務工人員的獲得感具有極強的現實和實踐意義,不僅有利于這一群體在新環境重建社會關系網絡,以消除融入和適應新環境所面臨的困境,也有利于這一群體反哺鄉村,推動脫貧攻堅及鄉村振興工作,以助推彝區經濟健康、持續發展,促進彝區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發展,實現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相互促進,實現其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同時提升,因而提升這一群體的獲得感亦是個人、社會和國家的共同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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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本論文在調研及寫作期間得到彝族務工人員、會東縣相關部門以及柏櫟箐村干部的極大支持,文中的大量數據均來自實地調研及上述相關人員提供資料,本人鄭重承諾本論文文責自負。
  22015年2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3由于在新疆地區的彝族具有較強的流動性,無法得到在疆彝族的準確數據,綜合筆者實地調研期間彝族所提供的信息以及當地派出所提供的數據估算,2010年至2015年為彝族在新疆的數量達到最高值,每年平均約有8萬人,會東縣流入新疆地區的彝族,每年平均約為7000人。
  4此處的物質條件并非指彝族在新疆地區從事農業生產活動時所處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等,而是指參與農業生產活動后所獲得的物質回報,下文對此有詳細分析。
  5大部分彝族一般于每年3月中上旬離開家鄉前往新疆,當年11月底彝族年期間返回家鄉。
  6表2和表3的數據均為筆者實地調研所得,且均為平均值。
  7該項目是會東縣政府為落實中央、省、州旅游扶貧具體部署,帶動當地彝族村民致富奔康,委托會東縣農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開發的項目,度假區位于柏櫟箐村委會所在地,于2018年5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8“聯排別墅”由政府統一規劃修建,與會東縣民俗生態度假區同時竣工,每一棟修建成本13.7萬,政府補貼5萬元。
  9轉引自熊建軍、陳少牧:《兩種人力資本理論及其對我國人力資本投資的啟示》,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3)。
  10相關數據為2018年的數據,由野租小學和會東縣教育文化局提供。
  11據會東縣就業服務管理局所提供數據,在新疆務工的彝族農民工每年約有100名參加該專項技能培訓,截至2019年8月該培訓項目已連續舉辦三年,參加專項技能培訓的在疆務工彝族累計有300余人次。
  12“領工”一詞借用沿海制造業形成的“領工制”模式下的“領工”,新疆地區實際稱該群體為“帶班”。
  13此處“高等教育”并非常規高等教育。在新疆務工的彝族農民受教育程度低,接受過初中教育的人便可算“高學歷”人才。

  原文出處:楊梅.新疆巴州彝族務工人員”獲得感”研究[J].西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2(01):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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