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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低齡化產生的原因與防治措施

時間:2020-05-07 來源:犯罪與改造研究 本文字數: 9588字
作者:鄔雨岑 單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

  摘    要: 隨著未成年人惡性刑事案件的多發,犯罪低齡化成為社會熱點問題。筆者認為,家庭原因是導致犯罪低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社會大環境對犯罪低齡化的產生也是影響因素。本文通過分析引發犯罪低齡化的各種原因,為預防犯罪低齡化提出對策。

  關鍵詞: 未成年人犯罪; 刑事責任年齡; 預防措施;

  一、我國犯罪低齡化的現狀

  2019年兩會上,最高檢的報告顯示,對于應當依法從嚴懲戒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019年批捕29350人、起訴39760人,同比分別上升4.4%。這充分說明了低齡化形勢的嚴峻。從人民法院判決的情況分析,被緩刑和免予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在近3年中分別為18.4%、14.5%和5.6%,其余均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刑罰,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也有出現。1這表明,未成年人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在增加,案件向低齡化、重大、特大發展。

  (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低齡化現象不斷加劇

  2014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發布會。據介紹,近年來進入檢察環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雖仍以16~18周歲為主,但14~16周歲群體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2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青少年出現不良行為的平均年齡為12.2歲。據該研究會統計,青少年犯罪總數占全國刑事犯總數的70%以上,其中14歲至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總數的70%以上。這反映出隨著未成年人心智的成熟加快,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年齡不斷地降低。

 。ǘ⿵姆缸镏黧w文化程度低,男多女少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大多文化程度較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大部分。犯罪主體的性別差異較為明顯,多是男性未成年人,女性未成年人則相比之下少很多。
 

犯罪低齡化產生的原因與防治措施
 

 。ㄈ⿵钠浞缸锟陀^行為方面來看,犯罪手段呈成人化、暴力化傾向

  從近5年的數據來看,犯罪低齡化現象中還有一個顯著的特征,即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手段從以前幼稚化、未成年化逐漸趨于成人化。從相關的案件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出,以前的未成年人犯罪手段多是臨時起意,激情行為,而隨著未成年人接觸的社會化程度升高,犯罪手段開始模仿成人,暴力化傾向嚴重。

 。ㄋ模┓缸镄问蕉嘁怨餐缸餅橹,兼具偶合性

  在犯罪低齡化不斷發展的當前,媒體報道多是未成年人個人犯罪,但是在數據中,筆者發現,共犯的形式更加明顯。在學校和社會中,未成年人大多在人多勢眾的心理下實施犯罪。社會閑散人員的教唆以及潛移默化的影響,更加劇了這種犯罪形式的形成。

 。ㄎ澹┓缸镎T因具有高度的重合性

  犯罪低齡化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大部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具有高度重合性,例如社會化程度、經濟高速發展、未成年人的家庭原因、甚至手機網絡的高度普及也是一大誘因。所謂高度重合性是指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原因雖多,但是家庭因素為其根本原因。

  此外犯罪低齡化還有許多特征,例如時間性特征、地區性特征、類型性特征等等。

  二、犯罪低齡化產生的原因

 。ㄒ唬┲黧w原因

  1. 未成年主體發育提前。

  相比較七八十年代的未成年人,現在的未成年人發育較早、身體普遍成長快。根據國家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兒童發育時間從原先的12歲左右開始發育,提前到女孩平均9.7歲,男孩平均11.3歲。3現在的未成年人不論在心智上,還是在生理上,成熟時間都大大縮短了。但是支配一個人犯罪的刑事能力由辨認能力與控制能力組成,現在的未成年人很小便有了成人的復仇概念以及某些犯罪的認識,但是他們的控制能力依然不如成人,因此犯罪率較以前高了。在許多未成年的案件中,我們不難發現未成年人在犯罪以后有反偵察或者處理清理犯罪痕跡的現象,這也充分說明現在的未成年人有較為成熟的犯罪認識。但是,成熟的加快并不意味著他們同成人一樣,相反這個時期的未成年人是很容易糾正和引導的。

  2. 未成年主體的身心矛盾加劇。

  從未成年人案件報道中,我們不難發現引發慘案的多是小矛盾,這也折射了當前未成年人的情緒化意志。這與當前浮躁的社會大背景是分不開的,未成年人的心智雖然提前成熟,但是其未成年人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即情緒化。社會學家通常把青少年逆反的時期稱之為青春期,此時的未成年人容易受到大環境的影響,稍有不順易產生反叛的心理。在現在社會環境中,情緒化的游戲幾乎充斥了青少年的整段青春期,在情緒化意志的支配下,未成年人很容易產生沖動行為。同時,未成年人的情緒較為復雜,他們難以控制自己的情感,缺乏應有的理智,情緒沖動時易發生過激行為。

  (二)家庭原因

  2018年5月,?谶叿榔偏@一個未成年人盜竊團伙,他們實施盜竊案近60起,涉案金額30余萬元。在被抓獲的11名團伙成員中,最大的只有13歲,最小的僅10歲。這些稚氣未脫的孩子,本該應該在學校學習,為何會走上犯罪的道路?通過調查發現,團伙頭目13歲龍某的父母一直在外打工,龍某成為留守兒童,他們對龍某幾乎沒有時間管教。后來怕龍某出去干壞事把他關在家,鎖了起來,但最后還是讓龍某逃了出去。4這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一個很明顯的共同特點,就是他們都早早輟學,并且平時都不怎么回家,基本上在外邊流浪,不聽家長管教。這些未成年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需要父母、社會等多方力量聯動教育、疏導和關愛,及時幫助他們糾正扭曲的價值觀念和不良行為,不然將越陷越深,甚至危害社會。多半的未成年犯罪人是留守兒童或者來自單親家庭,缺乏父母的悉心教導,這是他們犯罪的主要原因。

  家庭本應是未成年人的溫暖港灣。“幸運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這句話深刻揭示了原生家庭對人的影響,更不用說對一個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了。不良的家庭有多種因素組成:不負責任的父母、留守兒童、隔代溺愛教育、犯罪人家庭、錯誤的教育方式、不和諧的單親因素等。

  1. 錯誤的教育方式。

  錯誤的家庭教育是中國目前比較嚴重的問題,有的父母對孩子寵愛溺愛無度,使其難以面對學校社會的矛盾,成為校園暴力的主力軍。而有的則對未成年人的教育過于嚴苛,使其從小具有逆反心理,極易形成情緒化意志。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未成年人模仿父母的行為,有的家庭父母對孩子不負責任,甚至棄養、散養,讓其自生自滅;有的家庭對未成年人十分的溺愛,讓其為所欲為。這些不正確的教育方式都易讓其走上錯誤的道路。

  2. 父母角色的缺位。

  留守兒童的家庭大多較為貧困,且從小缺乏父母的關愛,照顧其起居生活的多是年邁的祖父母,無人帶領其走上正確道路。此外,單親家庭中父母位置的錯位也會導致未成年人的情感扭曲,未成年人因為缺乏完整家庭的愛護,容易被外界的不良因素所吸引而犯罪。

  3. 不良的成長環境。

  犯罪家庭是犯罪低齡化產生的重要原因,有的未成年人父母是犯罪人。根據調查,這樣家庭的未成年人犯罪率遠高于普通家庭,未成年人常年處于無人看管和被同學嘲笑的對象。5此外,我國特有的獨生子女家庭也存在不良的影響。獨生子女因為父母的溺愛,不服從管教,而且缺乏對兄弟姐妹的寬容和分享,在學校和社會中難以處理同伴之間的關系,從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學校原因

  1. 教育水平發展不均衡。

  我國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同,教育水平具有一定的差異,在較為偏遠的貧困地區,教育水平低,未成年人的最高學歷普遍為初高中程度,他們對學習有抵觸情緒,這形成惡性循環,導致未成年人缺乏基本的文化素養,三觀容易偏離正道,從而走上歪路。6

  2. 錯誤的管理理念。

  我國的“一考定終身”教育模式讓成績差的學生遭受家長與學校的雙重壓力,使其厭學并且自我放棄,而學校對學生的管理只對學習有要求,對于學生的心理疏導以及品格疏于管理。未成年時期,孩子的心理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對于理想與現實的迷茫更加深重,學校對于這一方面幾乎不會注意,對于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便用校規懲戒,不注重心理上的疏導,使出現問題的未成年人更加迷茫,從而走上犯罪歧途。

  3. 校園暴力的不正確處理。

  近年來,校園暴力行為逐漸曝光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學校對于校園暴力的處理態度不僅影響施暴者更會影響被害者,對于施暴的未成年人的輕易放縱會為其以后犯罪埋下深重的隱患,施暴的未成年人會逐漸形成暴虐的性格,在社會上拉幫結伙,成為尋釁滋事的主力軍。而對于被害者的草草安撫讓未成年人心理上認為暴力“有力性”,被校園暴力傷害過的未成年人有半數會演變成另一起校園暴力的施暴者,成為未成年犯罪的主體。因此學校教育應引起社會的足夠重視。7

 。ㄋ模┥鐣

  1. 社會政策的變化。

  我國70年代全面推行計劃生育,1982年正式將其作為基本國策,這使得獨生子女這個特殊的群體出現。獨生子女童年時代沒有兄弟姐妹的陪伴,而大部分的父母忙于工作無暇照顧,他們只能通過打游戲或者沉迷于電視來消磨時光。因在網絡上接觸了不良信息,他們便成為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危群體。

  2. 網絡的發展。

  網絡的普及以及智能手機的使用,讓未成年人很早便接觸到以前成年人才能接觸到的事物。許多新型的交友軟件的出現更是讓未成年人在較小的年齡便接觸了不良的信息,例如通過微博鏈接散布的淫穢暴力視頻、通過微信群進行的暴力行為等,在這些法律短時間難以管控的暗角,未成年人被荼毒,萌生犯罪的念頭。此外,盡管一些場所法律禁止未成年人出入,可是監管上的不力讓未成年人淪為他人的工具。

  3. 不完善的娛樂制度。

  我國一直對于電視電影的把控過濾較為嚴格,即便如此,因沒有相應的分級制度,所以仍有不宜未成年人觀看的綜藝節目以及電視劇在各大網絡播放平臺播出。近年來,直播的出現更是讓這些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長的文化瘋狂傳播。這些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極為不利,一旦拜金主義、利己主義、暗黑主義被他們接受,未成年人會在無法控制自己的情況下走向犯罪的歧途。8

  每一個犯罪行為的背后都是未成年人在成長過程中所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而做出的反應。犯罪低齡化現象的原因有很多,是綜合主觀和客觀原因導致的,我們在分析其主要原因的同時,更應認識其危害。

  三、犯罪低齡化的預防措施

 。ㄒ唬﹪忸A防未成人犯罪的措施介紹

  1. 美國。

  美國一直是世界上殺人案發生率最高的國家,這其中未成年人是主力軍之一,9并且犯罪低齡化不斷加劇。據不完全統計,美國犯罪人數中年齡在15-19歲的人一直在增加。10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美國各州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個別州為了讓父母能嚴加管教自己的孩子,出臺法規加重父母對子女的監管責任,如未盡到職責,將受到高額的罰金并可能會被逮捕。其次,英美法系國家為了應對犯罪低齡化還設置了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可為我們提供借鑒的途徑。惡意補足年齡規則是指未成年行為人明知其實施的行為是違法或者犯罪的仍故意實施,并且有證據證明其在行為實施過程中具有惡意,即使是未成年人也應承擔刑事責任的規則。此規則打破僵化的刑事責任年齡,通過個案來判定,為犯罪低齡化困境找到突破口,判定惡意的標準是成文的嚴格規定,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保護未成年人的作用。11

  2. 德國。

  盡管德國對于未成年人規定的年齡比我國法定年齡高,但德國犯罪低齡化程度比我國低得多,這歸功于德國的少年刑法典制度。德國以18周歲作為分界線,14周歲到18周歲的為少年,18周歲到21周歲的為未成年人,少年刑法典將少年與未成年人都納入其中進行規制。12規定少年與未成年人在其智力和道德都已發育充分的情況下實施了犯罪行為,應當負刑事責任,少年刑法以行為人的心智成熟與否作為被刑法評價的標準,而不是年齡。雖然在實踐中對預防低齡化有一定的作用,使那些心智成熟的未成年人不敢輕易以身試法,但是弊端在于如何判定心智成熟主觀性較強,操作性不強。但是德國的少年刑法確實能給我們一定的啟發,無論是在明晰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還是震懾和保護未成年人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相比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模糊的規定,對于預防犯罪低齡化具有借鑒意義。

  3. 意大利。

  通常我們在討論未成年人犯罪時,想到的預防方法是用刑事導向的方法去震懾未成年人,讓更低年齡的未成年人不敢去犯罪。而在意大利,即使在極度寬宥的少年司法制度下,意大利的犯罪低齡化程度很低,其方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意大利極度重視教育,在預防犯罪低齡化上他們讓教育發揮了巨大的力量。意大利在少年司法中運用了社會化教育,不僅在學校給未成年人灌輸法治的觀念,對于少年犯也是采取了全方位的教育,從少年法庭到社區教育再到委托社會工作者進行教育疏導,將少年的心理扳回正途,對其他未成年人也起到預防的作用。雖然我國一直實施義務教育,但是法治教育不只是一堂法律普及課如此簡單,更需要的是與社會方方面面教育相融和,將遵紀守法刻入未成年人的靈魂里。12

  4. 日本。

  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對于犯罪低齡化的現象,除了通過刑法震懾比較直接有效的方法,其他的方法多是間接的。但日本虞犯形式的存在可為我國犯罪低齡化預防提供另一途徑。虞犯是指14—20周歲的雖暫時沒有犯罪但是有不良行為且犯罪傾向較強,需要國家干預和保護的少年。13我國也有相類似的做法,例如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不良行為,與虞犯的行為相類似,但是我國并未為其規定具體的監管措施。日本對這種“身份犯”通過兒童商談所或福祉事務所的決斷,如果具有較大的危害性,則提交家庭法院解決,在家庭法院中可能會使用保護處分或者有可能提請檢察院起訴。虞犯的處理方式有利于緩解刑法處罰與輕易放縱未成年人之間的對立,同時對于預防犯罪低齡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未成年人具有針對性的糾正教育,為真正的保護未成年人提出一條有效的路徑。

 。ǘ┪覈A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分析及建議

  1. 不易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目前很多學者和民眾主張通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來預防犯罪低齡化,但是法律是最后的底線,是否可以通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來預防,需要從多個方面來論證。

  刑事責任年齡的降低的確可以應對實踐中的未成年人難以處罰的問題,對于威懾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自然有利于輕緩犯罪低齡化的現象。此外,隨著未成年人的發育較早,成熟時間提前,當初規定刑事責任年齡的現實基礎確實已經改變,從這個角度來講降低責任年齡符合未成年的成長特點和經濟水平的發展。

  如前所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確實可以震懾未成年人,但是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還有更多的弊端。首先降低年齡后將原本低于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納入刑法評價,但未成年人接受刑罰后容易與其他犯罪人形成交叉感染。實踐中,未成年人犯罪的多是再犯,如此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讓未成年人增加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并且交叉感染后極難再教育糾正。其次讓14周歲以下的犯罪未成年人接受刑法處罰,讓其貼上“犯罪標簽”,一生都要為此付出代價,違背了我國刑事輕緩化政策的傾向。14

  一方面通過前述對犯罪低齡化原因的分析,我們了解犯罪低齡化是經濟文化發展的結果,是家庭和社會對未成年人缺乏教育的后果,但如果只通過片面的將原本刑事責任年齡以下的未成年人納入刑法規制,是對未成年人的不公平處罰。每一起未成年人案件的背后都是未成年人與家庭、社會的博弈,雖然隨著經濟的發展,未成年人的身體過早的成熟也更早地接觸了社會,但是犯罪時的不理智正是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的標志,犯罪低齡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未成年人的不理智與情緒化,他們沒有像成年人一樣的控制能力,他們的刑事責任能力始終缺乏。我們將責任全部推給他們,將犯罪低齡化歸罪于刑法打擊不嚴、輕縱未成年人,是社會、家庭推卸責任的做法。另一方面,只要經濟持續向前發展,未成年人的早熟程度會越來越提前,目前有部分學者要求將刑事責任年齡降低至12周歲,理由是基于目前我國未成年人的心智和認識能力。但是隨著時代發展,若以后未成年人早熟更加提前,便又要降低責任年齡,這樣的做法顯然沒有正當的依據。

  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的現象是社會多種因素共同導致的。刑法固然規定了刑事責任年齡,當未成年人犯罪違法時,我們很自然地認為刑法應當首先發揮其懲罰犯罪的功能,為規制這種現象貢獻自己的力量。然而從長遠來看,通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來遏制犯罪低齡化是不現實的也是沒有理論基礎的,對未成年人的管理也不是通過簡單修改責任年齡的法條就可以看到效果的,對于單純絕對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筆者持否定的態度。

  2. 制定完備的法律法規。

  完善的刑事立法有助于緩解犯罪低齡化的進一步發展。我們雖然出臺了《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未成年人立法事業的進步。但是其中的內容太過粗略,并且難以實施,例如對于不良少年的規定,只大致定義了不良少年的范圍,象征性地規定了相關主體的管束義務,而對于不良少年如何處罰如何管教,相關主體未盡職責又應該負什么責任都未提到,法條十分籠統,無法起到預防犯罪的作用。

  對于犯罪低齡化的立法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首先,對于刑事責任年齡制度應該在刑法中予以完善,建立相對彈性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立法是立足于國情民情的,現行刑法規定的14周歲為最低的刑事責任年齡,它的數據樣本是根據普通未成年人在14周歲時對犯罪的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而確定的,因此針對實踐中的不同情況我們應該重新制定相對彈性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既保護未成年的合法權益,又不輕易放縱罪行極其嚴重的未成年人,我們可參考英美法系的“惡意補足年齡制度”。在規定14周歲為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前提下,如果證明行為人已經具有成年人的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或者具有故意的罪過,則應該給予刑法處罰,當然在量刑時對于未成年人的權益保護還是必不可少的。盡管如何判定未成年人已經與成年人的責任能力或者罪過形態無異又是一個難題,但是主觀總是見于客觀,通過未成年人作案的方式、作案的時間地點、悔罪心態也能判定出,做到不枉不縱。

  其次,制定一部真正的未成年人法或者少年法。我國現有的幾部有關未成年人的法律都是以成人司法制度為樣本,未能逃脫以成人為范例懲罰或者保護未成年的固定格式,對于預防犯罪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制定這樣一部法律,必須要有未成年人自己的實體法、程序法、行政處罰法以及其他領域的內容,才能使預防犯罪低齡化跟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步伐。

  最后,改革我國對于未成年人的收容教養制度。自從勞教制度廢止后,針對未成年人的收容教養場所缺失了,由此需要收容教養的不滿16周歲的未受到刑罰處罰的未成年人更肆無忌憚地在犯罪的邊緣徘徊。沒有專屬于未成年人的教養場所是目前需要解決的問題,此外工讀教育也出現了學位緊張,大量的未成年人在需要的教養和工讀的情況下得不到教育矯正,再犯罪的機率大大增加。因此,為了預防犯罪低齡化,應盡快建設屬于未成年人的教養場所和工讀學校,將懲戒教育落在實處。15

  3. 家庭充當預防犯罪低齡化的重要角色。

  家庭對于未成年人的作用是最早并且是最深刻的,從家庭入手,是預防犯罪低齡化最根本和最有效的方法。家庭溫暖的缺位或者父母關系的錯位會導致家庭功能失常,父母應當重視自己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給予未成年人應該有的溫暖。建立溫暖和諧的夫妻關系也是至關重要的,未成年人的性格養成與父母之間的感情有很大的關系,一個溫暖和諧的家庭,未成年人也會善良開朗,自然不容易犯罪。家長應當使用正確的教育方式,父母的教育方式影響未成年人的性格和內心的想法,既不無底線地寵溺式撫養也不無原則地放縱式培養,父母應該給孩子傳遞正能量,培養具有人性和善良的性格,將未成年人引上情緒穩定、人格健全、不怪異不孤僻的道路。16此外,父母是未成年人學習模仿的榜樣,應該以己身養育孩子,培養他們正確的三觀。

  4. 學校發揮預防的重要作用。

  學校對未成年人教育應重視道德教育,不能只局限于傳統的應試教育,未成年人此時處于塑造人格三觀的重要階段,培養良好的品德,養成良好的習慣比優異的成績更為重要。學校要定期展開法制教育,既要講授一定的法條規定,更要針對未成年人生活、學習中易犯的錯誤用法律知識進行教育、糾正,可以開展各種法律講堂和與法律有關的活動。17學校不僅要承擔教育的責任,也要承擔一定的安撫未成年人心理的義務,應該定期排查心理壓力以及心理不健康的孩子,及時排解,將犯罪的萌芽扼殺在搖籃中。

  5. 社會承擔預防的責任。

  首先,需要凈化網絡環境。政府和公安機關應該大力懲治網絡上傳播的不良信息,同時國家應該加強對游戲市場的嚴格把控,不僅要嚴格審查游戲內容的健康與否,更要審查游戲之外的隱形危害。對于未成年人易接觸到的書籍和影視作品,應該建立分級制度和嚴密的管控,為未成年人營造一個健康的社會環境。其次,社會應承擔起對留守兒童、有親人犯罪家庭兒童、不良家庭兒童的管護責任,街道村委以及各福利機構應該履行自己的職責,給予他們幫助和溫暖,讓他們不仇視社會,不對生活失去信心,以此預防犯罪。最后,嚴厲懲治容許未成年人進入的成人場所,將最容易引誘未成年人犯罪的場所與未成年人隔離起來,杜絕未成年年人成為成人犯罪的工具和跳板。

  6. 完善少年司法制度。

  我國迫切需要一套屬于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即專門處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行政機關和未成年人法院,我們必須將未成年犯罪者從普通刑事法庭中剝離出來,這樣才能既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又能預防犯罪低齡化。此外,我們需要擁有一整套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系統,包括未成年人警務、未成年人檢察院、未成人年監獄、未成年人福利組織、未成年人律師等相關的部門和機構。未成年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是祖國的希望,必須特殊對待。在借鑒日本的未成年人調查制度的基礎上,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未成年人調查制度,即在啟動未成年人法院程序后,對未成年人進行深度調查的制度,對于未成年人的社會危害性、矯正可能性進行充分的了解,為最后的判斷進行綜合的考量。18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未成年人調查制度,但是在實踐中只是隨意調查父母鄰居、學校老師對未成年人的評價,沒有真正實現對該制度的利用,因此要通過對調查主體、事項、方法進行細致的規定。對未成年犯罪者全面的評價,有利于矯正其犯罪心理,預防再犯罪。

  注釋

  1張軍:《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載《人民日報》2019年3月20日第2版。
  2史衛忠:《最高檢:未成年人犯罪趨低齡化部分作案手段殘忍》,資料來源“中國新聞網”2014年5月29日。
  3(1)周陽:《調查稱兒童性發育時間提前女孩平均9.7歲》,載《現代快報》2015年8月3日。
  4(1)朱晨鵬、代龍超:《?谶叿乐ш犉偏@系列盜竊案抓獲11人涉案金額30余萬元》,資料來源“鳳凰網”海南綜合2018年5月31日。
  5(2)關穎:《家庭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全國未成年犯調查》,載《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年第2期,第4頁。
  6(3)張婧宜、劉成國、王瑩:《淺析未成年人犯罪原因》,載《長江叢刊》2018年第25期,第128頁。
  7(1)沈亮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校園暴力案件的調研報告》,載《中國應急管理》2016年第6期,第25頁。
  8(2)李亞可:《未成年人犯罪現狀及預防對策研究》,載《廣西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第145~148頁。
  9(3)郭義貴:《近年來美國的未成年人犯罪》,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4年第5期,第68~73頁。
  10(1)劉永濤:《當代美國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11(2)張拓:《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彈性化之提倡》,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17年第2期,第52~58頁。
  12(3)(4)楊旭:《溫和與寬宥:意大利少年司法理念探析——兼論對我國少年司法的啟示》,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14年第6期,第66~76頁。
  13(5)王馨翊:《依法治國背景下中國少年司法制度展望——以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為借鑒》,載《法制博覽》2018年第27期,第1~4頁。
  14(1)知網編輯部:《刑事責任年齡下限不宜降低》,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17年第2期,第1頁。
  15(1)向金華、鐘淑敏:《勞動教養制度廢止背景下未成年人違法行為處置的困境與出路》,載《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6年第4期,第68~75頁。
  16(1)史曉娟、董恒:《家庭與未成年人犯罪的關系——基于26例未成年人犯罪分析》,載《法制與社會》2018年第29期,第245頁。
  17(2)李姍:《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機制優化》,載《知識經濟》2018年第16期,第24頁。
  18(3)劉建利:《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及其對我國的啟示》,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13年第2期,第97~104頁。

  原文出處:鄔雨岑.犯罪低齡化的原因及其預防[J].犯罪與改造研究,20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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