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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底層人”報復社會的根源與應對政策

時間:2020-05-07 來源: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本文字數: 12928字
作者:魏漢濤,趙嫻 單位:安徽大學法學院

  摘    要: 近年來,城市“底層人”以報復社會的方式制造惡性事件呈多發態勢,表明城市“底層人”犯罪已經上升為一種特殊的犯罪類型。導致城市“底層人”犯罪多發有深層的社會原因,生活艱辛而得不到必要的救助,可能使他們感到絕望與無助;貧富分化、階層固化使他們感到失落,進而產生心理失衡;轉型期的社會失范現象突出,可能激發了少數人犯罪的沖動。當前,著眼于宏觀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難以發揮有效遏制這類犯罪的功能,而針對城市“底層人”犯罪的具體刑事政策尚處于空白。在社會政策方面,城市“底層人”中的農民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被遺忘的人”,城市“底層人”進入了脫貧攻堅的“盲區”。“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這一名言啟示我們,要遏制城市“底層人”犯罪,除采取嚴厲的刑事政策實現正義之外,還要構建針對城市“底層人”的社會支持體系,改變社會失序的狀況,改變階層固化的趨勢。

  關鍵詞: 城市“底層人”; 犯罪原因; 報復社會; 刑事政策; 社會政策; 社會支持體系;

  一、問題:城市“底層人”制造的惡性事件多發

  隨著中國社會轉型升級,農村漸漸走向“空心化”,留守在農村的基本上是老人和小孩,年輕人絕大多數進城務工。與此同時,城市快速膨脹,房地產建設如火如荼,但不少大中城市仍然一房難求。當前,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已經超過農村人口,城市繁榮的背后也出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新群體——城市“底層人”。這一群體生活艱辛,一旦生病、失業或者其他突如其來的重大打擊,就可能走向“破產”,痛苦、無助與絕望可能使這一群體中的少數人走向極端,進而以報復社會的方式發泄自己內心的苦悶。

  2018年6月28日,上海市世界外國語小學門口發生一起慘案,一名男子持菜刀砍殺3名男童及1名女性家長,其中2名男童經搶救無效死亡,隨后警察將犯罪嫌疑人黃某抓獲。據黃某交待,當年6月初他到上海找工作,但一直沒有著落,產生厭世情緒,進而萌發行兇報復社會的念頭1。

  聽到這樣令人痛心的事件,絕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深惡痛絕。誠然,犯罪嫌疑人黃某與4個被害人素昧平生,黃某自己無能找不到工作,不自我反省卻要對無辜的孩子痛下殺手,對這類窮兇極惡之人不重懲確實不足以平民憤。然而,上海市世界外國語小學砍人事件并非個案,就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不久,各地類似案件頻頻發生2。如果把考察的時間范圍進一步拉長,單純為報復社會、傷害無辜群眾的案件就不在少數。孤立地從個案分析,這些事件的犯罪人都是窮兇極惡、精神變態的人,這些事件都是偶然事件,但如果把這類事件聯系起來思考,就會發現頻繁發生的惡性事件背后具有某種必然性。這類事件有一個共同特點,兇手都是游走在城市的“底層人”,有的是漂流在城市的打工者,沒有住所,工作不穩定,農村回不去,生活沒有著落;有的是城市創業失敗者或失業者,生活窘迫。他們犯罪既不是為了圖財也不是為了泄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絕望、無助而報復社會。陳興良認為:現在社會生活中80%以上的犯罪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比如外來務工人員在城市中找不著工作,因生活無著落而犯罪,甚至犯一些重罪3。既然城市“底層人”犯罪已經上升為一種特殊的犯罪類型,就有必要有針對性地進行專題研究。
 

城市“底層人”報復社會的根源與應對政策
 

  我國正在致力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城市“底層人”犯罪多發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大障礙。很明顯,就事論事地對城市“底層”犯罪人從嚴懲處并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因為這些窮兇極惡者大多類似于極端恐怖分子,對他們適用重刑甚至極刑并不能遏制這類事件的發生。從犯罪學的角度出發,應對城市“底層人”犯罪多發問題,必須深入探究造成這一問題背后的原因,反思現行刑事政策存在的不足,才能提出有針對性的應對之策。

  二、原因:城市“底層人”報復社會探源

  俗語云:“治病治本。”要治理城市“底層人”報復社會的問題,首先必須深入探究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源。

  (一)絕望與無助是大多數城市“底層人”報復社會的首要原因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史無前例的轉型時期,很多農民進城務工,他們期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生活。不可否認,有不少農民工通過努力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并成功融入了城市生活,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有些農民工尚不能如愿。農民工是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類特殊群體,由于絕大多數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較低,他們在城市中只能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且收入微薄、居無定所、生活艱難。盡管近年來整體社會財富在不斷增漲,但是身處底層的農民工群體收入依然很低,不少農民工的收入僅夠維持基本生計。不僅如此,近年來隨著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建筑業、低端制造業開始沒落,文化素質不高的農民工首先受到沖擊。農民工本來收入不高、積蓄不多,一旦失業或者家庭成員患重病,或者遭遇其他意外事件,對他們而言可能就是滅頂之災。

  更為重要的是,許多農民工無法回村務農。第一,近年來農村正在推行農地流轉制度,很多農民工已經將農村的土地流轉給他人,無田可耕使他們無法重回農村從事農業勞作。第二,絕大多數80后農民工很早就外出務工,他們不會農業耕種,也承受不了繁重的農業勞動。第三,即使農村的土地沒有流轉,絕大多數農民工也不愿意回村種地,因為農村收入實在太低。2019年春節,筆者回鄉調研,很多農民反映,近年來稻谷、小麥等主要農產品的價格不升反降,加之種田成本增加,單純種田已經很難供養子女上學、贍養老人,傳統農業已經很難維系農民的正常生計。由于不少農民工不能或者不愿重回農村務農,不管多么艱辛,他們只能待在城市,成為城市“底層人”的一員,加之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社會尚未打破,絕大多數農民工無法在流入地享受醫療、就業和養老方面的保障以及其他社會福利,一旦“天有不測風云”,他們可能就會流離失所。艱辛的勞作、極不穩定的工作以及僅能養家糊口的收入,這些本身就會讓農民工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如果一旦再遇困境,他們中的少數人就會走向絕望與無助,進而出現“反社會情緒”。

  除了無法回村務農的農民工,城市中的低收入群體也是城市“底層人”。我國已經從計劃經濟體制轉為市場經濟體制,體制轉軌使絕大多數城市人丟掉了“鐵飯碗”。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城市人無法再靠“城市人”這個身份過上體面的生活,他們也需要通過自己的才干和勞動謀生。然而,社會是殘酷的,城市中總有一部分沒有一技之長、收入極低甚至沒有穩定工作、無老可啃的人,他們并非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救助,失業保險也只能在一定期限內提供保障。再者,無論是最低生活保障救濟還是失業保險救濟,提供的經濟救助標準都很低,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經濟困難。簡言之,城市市民中也有相當一批生存壓力沉重的人,他們長期處于沮喪和緊張的情緒中,長期的心理反差與失落以及沉重的生存壓力也會讓“仇恨”社會的心理在他們心中滋長,一旦觸動“導火索”,少數人也可能將自己的絕望與無助轉化為報復社會的驚人之舉。

  (二)心理失衡是城市“底層人”報復社會的又一重要原因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我國經濟經過四十余年的高速發展,201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經超過90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4。我國經濟總量已經穩居世界第二,是第三名的二倍多。然而,具體到每一個人,差別就是天壤之別,有的人“富甲天下”,有的人卻“一貧如洗”。當前,中國社會階層分化明顯,貧富差距增大,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容易使人們產生相對剝奪感;嵯禂凳菄H上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標,基尼系數越高,就表明社會貧富差距越大,反之則貧富差距越小,國際上通常將0.4作為基尼系數的“警戒線”。圖1為2003~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5,由圖1可見,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這十幾年間,基尼系數一直處于國際警戒線以上,甚至有的年份接近0.5,足見我國貧富差距分化之嚴重。

  圖1 2003~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

  圖1 2003~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

  改革開放之前整個社會處于相對貧困狀態,但階層之間的差距不明顯,人們目之所及的階層與自己的生活條件類似,人們普遍將自己貧困的原因歸結于自身而不是社會。改革開放之后,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甚至一些人一夜暴富,社會階層分化漸趨明顯。富裕階層掌握著絕大多數社會財富,從事體面工作,占據優良社會資源,獲取高額經濟利益,享受較高社會地位。城市“底層人”飽受貧困之苦,普遍只能從事體力勞動,經濟收入較低。另外,少數人致富并非通過自己的聰明才干和公平競爭,而是通過特殊的背景,甚至違法犯罪致富,這些情況使城市“底層人”感到社會的不公。再者,從傳統計劃經濟過渡到當今市場經濟,從以往的農業社會轉變為現在的工業社會,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都在發生巨變。在這一過程中,昔日養尊處優的群體可能變得“衣衫襤褸”,一些曾經深陷貧困的群體卻通過各種方式一夜暴富,滄海桑田般的變化自然會在很多城市“底層人”的心田留下失落與苦悶。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社會階層有固化的趨勢。富人階層由于掌握了更多的社會資源,他們的子女可以接受更優質的教育,在工作、就業方面也處于更優勢的地位,發展前景較好、收入較高的工作往往被具有父輩資源的人占據。城市“底層人”的子女只能在普通學校就學,進城務工者的子女在接受教育方面更差,造成日后獲取工作機會的不平等。有人感嘆,“這是一個拼爹的時代”,“很多人在起跑線上就輸了”。當前,底層群體的后代想通過努力來改變自身地位和向上一階層流動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但難度越來越大,久而久之,就會形成一個代際傳遞的持續性貧困群體。近期發生的“翟天臨學術造假事件”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的社會階層有固化趨勢的問題,有人通過“人肉”查到翟天臨的高考成績只有345分,他卻照樣上好大學;他的研究生成績被修改,碩士學位論文重復率接近40%,卻可以獲得碩士學位;讀博期間沒有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不知道“知網”是什么東西,卻可以順利取得博士學位;在不學無術的情況下,還可以被北京大學博士后科研流動站錄用6。北京電影學院和北京大學在招生中對于論文質量和數量都有明確的規定,但這些規定在翟天臨那里卻通通失效。事實上,比翟天臨更有權勢或者更有錢的社會上層人士不在少數,不難想象,只要他們肯投入足夠的金錢,就可以給自己以及自己的后代鍍上高學歷的金身,獲得高學歷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高收入。而身處底層的寒門學子即便付出足夠的努力,也可能因為更有權勢、有地位的人的弄虛作假而失去進入更高學府的機會,無法獲取高收入工作的“敲門磚”,以致寒門學子沖破現有階層越來越困難,這是教育的不公,也彰顯了整個社會階層的固化。有學者認為,下層階級很容易把犯罪當作他們不能通過其他機會實現目標的手段7。由于貧富階層有固化的趨勢,一些城市“底層人”就會產生相對剝奪感,出現心理失衡,進而謀求通過非法行為發泄對現實的不滿。

  (三)社會失范是城市“底層人”報復社會的“催化劑”

  改革開放后,經濟利益成為人們普遍追求的價值目標,金錢和財富一定程度上成為衡量人們成功與否的標志。人類生來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為8,在“一切向錢看”的指引下,一些人見利忘義、不擇手段謀取私利,一時間假冒偽劣商品盛行,坑蒙拐騙猖獗。根據失范理論,當社會成員不認同主流社會價值觀,也不認同實現目標的合法手段時,泄憤、破壞及敵意行為就會大量發生9。當前,我國正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們都在憧憬美好的小康生活。城市“底層人”長期生活艱難,他們更渴望發家致富,但由于他們所能接觸到的社會資源與主流社會存在巨大差異,他們付出的努力并不一定能得到預期的回報,殘酷的現實讓不少人感到失望。由于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絕大多數城市“底層人”的理想不僅沒有實現,他們與富人階層之間的鴻溝反而越來越大,久而久之他們就將自己的貧困歸結于社會。當人們追求的價值目標不能通過制度化的合法手段實現時,失范就有可能產生,他們就會通過犯罪的方式來“適應”這種失范,反抗社會的現有制度。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一直處于高速發展狀態,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從絕對值來看雖然幾乎每個人的物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人的欲望往往比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膨脹得更快。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結論:經濟繁榮時期的失范比經濟衰退時的失范要更為嚴重,因為經濟繁榮刺激了欲望的產生,而恰恰此時對這些欲望的約束規則已經崩潰10。此時,由于人口流動性在加快,社會約束在減少,傳統價值規范和行為規則對人的束縛在降低,以致坑蒙拐騙、違法犯罪的行為時有發生。從以前的假冒偽劣商品盛行,到近年來的電信詐騙猖獗,無不表明當今社會失序現象突出。再者,中國社會正處于全面轉型階段,政府正努力改變城鄉二元社會的結構,但新的城鄉一體化制度構建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渡階段,相關管理制度缺失或者不適應也會對社會失范發揮促進作用。簡言之,處于快速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失范較為突出,而社會失范會加劇城市“底層人”的心理失落,觸發他們產生報復社會的念頭。

  三、反思:應對城市“底層人”犯罪的政策分析

  犯罪治理是一個法學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因而應對城市“底層人”犯罪既要有合理的刑事政策指引,又要有合理的社會政策調適,然而,現行刑事政策和相關社會政策在應對城市“底層人”犯罪方面不盡如人意。

  (一)針對城市“底層人”犯罪的具體刑事政策不夠完善

  眾所周知,寬嚴相濟是我國當前的基本刑事政策。由于不同犯罪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而應在基本刑事政策的指引下根據不同類型犯罪的特殊性發展出各種具體刑事政策。就城市“底層人”報復社會而言,由于這一問題尚無學者從犯罪學的角度深入研究,因而針對這類犯罪的具體刑事政策尚處于空白,立法者和司法者只能在寬嚴相濟這一總的刑事政策指引下從事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

  然而,僅僅根據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很難遏制城市“底層人”犯罪多發的趨勢,寬嚴相濟中無論是“寬”還是“嚴”,都是意在通過懲罰犯罪來達到威懾潛在犯罪人的效果。西方的實踐已經表明,無論是著眼于重返社會的醫療模式,還是著眼于報應的公正模式,都沒有阻止犯罪率上升的趨勢。于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英國、美國和加拿大就開始將刑事政策的重心從事后懲罰轉向事前預防11。如上所述,由于城市“底層人”犯罪問題尚未受到學界和社會的關注,尚沒有相應的具體刑事政策出臺,現有的依據只能是著眼于宏觀的基本刑事政策。然而,以著眼于事后懲罰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應對城市“底層人”犯罪問題,不僅顯得滯后,而且效果不會理想。由于這類犯罪基本上都造成大量無辜群眾傷亡,根據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這類犯罪人只能從嚴懲處,從預防犯罪的角度來看重懲的唯一效應只能是威懾效應。雖然我們不能一概否定刑罰的威懾效應,但至少對某些犯罪刑罰的威懾效應值得懷疑,例如,對受極端宗教蠱惑的恐怖分子而言,死亡就是他們進入天堂的門票,所以對他們哪怕適用極刑也無濟于事。如前所述,不少城市“底層人”犯罪是因絕望與無助而報復社會,他們也有恐怖分子的某些特征,在西方甚至將他們制造的惡性事件視為“獨狼”式恐怖襲擊,因而意圖通過重刑來威懾這類犯罪人,效果可想而之。退而言之,即使重刑對這類犯罪有威懾效果,也不是上策,因為這種對策不是旨在消除犯罪原因,類似于用“堵”的方法治水,只能是權宜之計。只有針對犯罪原因采取“疏”的方式,才能徹底根治城市“底層人”犯罪的問題。

  (二)社會政策對城市“底層人”關注不夠

  前面的分析表明,導致城市“底層人”犯罪的深層原因是社會問題,那么,我國對待城市“底層人”的社會政策如何呢?應該承認,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推進,我國推出了一大批社會福利制度或者政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業保障制度、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和脫貧攻堅工作等均是針對社會低收入群體的政策或者制度,然而,可能是政策有漏洞,也可能是政策貫徹執行不到位,部分城市“底層人”沒有得到應有關照。

  作為城市“底層人”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民工,在社會保障方面“容易”成為被“遺忘的人”。社會福利是黨和國家為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提高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而提供的福利性物質幫助、福利性設施和社會服務12。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然而,絕大多數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事實上沒有享受到社會保障制度。首先,許多以戶籍為基礎的社會保障制度使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成為“局外人”。據報道,我國大約有2億多農民工進城務工,他們雖然長期在城市工作,卻因沒有市民身份而長期沒有享受到市民待遇13。例如,城市中覆蓋率非常高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民工沒有資格享受。其次,少數涵蓋了農民工的社會福利制度卻因貫徹執行不到位而落空,例如,從現行法律規定來看,農民工可以參加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但是,很多企業為了降低用工成本,不愿給員工購買社會保險,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規定,進城務工的農村居民參照本法規定參加社會保險。有調查顯示,我國農民工失業保險的參保率只有10.3%,養老保險的參保率只有15%,生育保險幾乎為空白14。盡管近年來農民工參保的比例有所提高,但在建筑行業、家政行業以及部分小型、管理不是很規范的企業,農民工基本上沒有參加社會保險,可以說大多數農民工仍然游離于社會保障體制之外。再如,在住房保障方面,名義上農民工可以享受公共租賃住房,但實際上他們幾乎不可能租到公共租賃住房,至于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更與他們沒有關系。大量事實表明,進城務工的“底層人”基本上進入了各種社會福利政策的盲區,在社會福利與戶籍緊密聯系的情況下,這類群體基本上被排除在城市的公共服務體系之外,他們實際所能享受的社會福利幾乎處于空白狀態,其生存狀況令人擔憂。如上文所述,他們從農村流動到城市,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卻游離于城市種種社會福利之外,生活缺乏保障,加之工作不穩定,他們隨時可能處于孤立無援的狀態,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如果“底層人”不是因為自身能力無法實現向“上”流動,而是因為公共資源分配不公無法改變命運,社會動蕩的種子就很容易在這樣的社會土壤生根發芽15。作為中國社會十分龐大的一類群體,相關社會福利制度的缺失或者不完善不僅關乎他們的生存狀況,也影響社會長治久安,是必須給予足夠重視的現實問題。

  脫貧攻堅忽視了城市“底層人”。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出發,明確了新時期脫貧攻堅的目標,到2020年要實現“兩個確保”(確保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確保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經過幾年的努力,全國脫貧攻堅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改善了貧困人口的生活,讓他們也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的成果,農村貧困人口顯著降低。然而,脫貧攻堅的主要目標是幫助農村地區的貧困人口擺脫貧困以及貧困縣脫貧,由于政策執行中的漏洞,部分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和城市市民中的“底層人”沒有納入脫貧攻堅和社會扶助的范圍之內。應該承認,總體上城市市民要比農民富裕,但城市市民中的“底層人”并不一定比農村貧困人群生活得更好,城市“底層人”沒有賴以生存的土地,如果沒有穩定的職業,生活將極其困難,也是一個需要特別關注的群體。進城務工的城市“底層人”就更為困難,他們中的不少人遠離家鄉,卻無法重回農村務農,主要針對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攻堅戰略也沒有兼顧到他們,以致他們有時像“雨打的浮萍”一樣到處漂泊。

  概言之,在刑事政策方面有關城市“底層人”犯罪的具體刑事政策亟需完善,依據寬嚴相濟這一宏觀刑事政策不足以遏制這類犯罪多發的態勢。在社會政策方面城市“底層人”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被“遺忘的人”,許多以戶籍為基礎的社會保障制度將農民工排除在外,少數涵蓋農民工的社會保險制度也因貫徹執行不到位而落空。

  四、對策:來自李斯特名言的啟示

  談到犯罪治理,不少人首先聯想到的就是強有力的刑事政策,誠然,治理犯罪離不開刑事政策,應對窮兇極惡、喪失人性的城市“底層”犯罪人也需要嚴厲的刑事政策。然而,我們應當意識到,“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更高明”16,對那些以報復社會的方式犯罪的人適用重刑甚至極刑,僅僅是實現了正義,平息了事態,對遏制這類犯罪再次發生的作用有限。李斯特通過對犯罪原因的研究發現,貧困是培養犯罪的最大社會基礎,改善貧困人口的生活境況是最有效的刑事政策,并得出了“最好的社會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著名論斷17。如果說很多犯罪人犯罪不是因為貧困,那么城市“底層人”犯罪很大程度上與貧困相關,因此,應對城市“底層人”犯罪,除采用嚴厲的刑事政策實現正義之外,還要大力改革針對城市“底層人”的社會政策。

  (一)構建針對城市“底層人”的社會支持體系

  弗朗西斯·卡倫(Francis T.Cullen)最早在犯罪學領域提出社會支持理論,他倡導由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會網絡向特定對象(一般為弱勢群體)提供可以緩解個體心理壓力并能影響個體行為選擇的物質幫助18。社會支持理論假設人既有自私和犯罪的動機,因此需要控制,又有利他及接受和給予支持的潛力,因此需要幫助其發揮潛力。當這種給予并接受支持的潛力得以實現時,犯罪的危險性就會降低。社會支持對預防和降低犯罪能起到直接的作用,也可以影響其他變量而對預防和減少犯罪產生間接的影響19。不少研究表明,社會支持網絡越廣泛,越能緩解壓力,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我國針對城市“底層人”的社會支持網絡稀少,以農民工為例,對他們的社會支持網絡以地緣和血緣關系為主,當他們來到城市以后,脫離了熟人社會,源自地緣的社會支持便不復存在,而唯一能依靠的親屬又遠在他鄉,使得他們所依賴的社會支持網絡缺失,加之在城市中工作不穩定,基于工作建立起來的業緣關系也十分脆弱,所能提供的幫助自然更為有限,因而他們在城市中很難建立起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20。由此可知,要遏制城市“底層人”犯罪,應當幫助他們構建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需要說明的是,為城市“底層人”建立有效的支持體系是一個系統工程,限于篇幅下面僅講兩個問題。

  第一,讓城市“底層人”不再成為被“遺忘的人”。

  任何社會都有弱勢群體,任何人都可能因為天災人禍而陷入困境,這就需要社會保障體系來支持。如前所述,我國城市“底層人”在不同程度上成為社會保障制度“被遺忘的人”,唯有改變這種現象,當他們遭遇天災人禍時才不至于走向絕望,當他們失業或入不敷出時才不會產生無助感。首先,要徹底改變城鄉二元社會的格局,消除身份壁壘。農民工之所以會成為社會保障制度“被遺忘的人”,很大程度上與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相關。“農民”這個身份已經成為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盡管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黨和國家的政策文件中也多次提到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實質改變,因此,需要“膽子再大點,步子再快點”,盡快破除阻礙農民工融入城市的身份壁壘。其次,保證制度貫徹執行到位,將城市“底層人”的社會保障落實情況納入地方政府政績考核指標,督促地方政府主動為城市“底層人”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社會福利等,并督促企業為其繳納養老金、住房公積金、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確保他們在生存困難時能夠獲得平等的社會救助。

  第二,讓城市“底層人”跟上社會轉型升級的步伐。

  中國經濟正在轉型升級,大量低端制造業漸漸被淘汰,制造業正在從加工制造型向創新制造型轉變,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新興產業漸漸成為社會的主流。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不少企業出現了招工難,另一方面大量城市“底層人”卻找不到工作。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大量城市“底層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能滿足新興產業對知識和技能的需要。要改變這種現狀,政府不能缺位,政府要通過各種方式幫助城市“底層人”提高技能,適應社會轉型升級的需要。例如,針對城市“底層人”受教育程度低、技術薄弱等特點,國家應建立完善的就業培訓體系,免費為城市“底層人”提供職業技能培訓服務。只有城市“底層人”的就業率提高了、收入增長了,他們才不會感到絕望與無助,更不會采取報復社會的舉動。

  (二)打破階層固化,縮小貧富差距

  中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嚴重、階層固化是城市“底層人”產生相對剝奪感的直接原因,也是少數人將自己的不幸與無助歸責于社會,進而采取報復社會的重要原因,因此,縮小貧富兩極分化、打破階層固化是解決城市“底層人”犯罪的努力方向。

  應該承認,貧富適當拉開差距有利于激勵民眾奮發圖強,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但貧富兩極分化嚴重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許多研究表明,當今中國貧富分化相當嚴重,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亟待解決的一個社會問題。需要說明的是,關于如何解決貧富分化的問題,這方面的研究多如牛毛,這里只想談兩個問題。第一,不要讓“先富帶動后富”淪落為口號。改革開放之初,根據當時的國情,黨和國家提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讓“先富帶動后富”。隨著改革的推進,一部分人確實很快富裕起來了。據《2019胡潤全球富豪榜》,截至2019年1月31日,資產在十億美元以上的富豪全球有2470人,其中中國有658人,位居世界第一,比美國還多74位21。然而,時至今日,那些富豪們“帶動后富”的舉動并不多見,甚至很多中國富豪還很吝嗇,不像國外富豪那樣慷慨做慈善。先富不愿帶動后富背離了改革的初衷,兩極分化嚴重不符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因而是該采取有效措施讓“先富帶動后富”從口號轉化成行動。第二,要讓那些通過非法手段致富以及富裕后不愿承擔社會責任的人付出代價。2018年,“范冰冰逃稅事件”是社會熱議的話題之一,范冰冰年收入上億元,是典型的富裕階層,然而,她卻采取拆分合同等方式偷逃稅數億元22。雖然范冰冰得到了應有的處罰,但卻反映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中國不少富裕階層并非通過合法手段致富,或者富裕之后不愿承擔社會責任。貧富分化本身就會讓城市“底層人”產生相對剝奪感,通過非法手段致富或者富裕之后仍然想著逃稅,會進一步增添城市“底層人”的不公平感,進而產生仇富心理,因此,必須通過嚴格執法、調動社會力量參與等方式解決這些不公平的行為。

  另外,還要打破階層固化,打通城市“底層人”上升的通道。夢想與希望是人生的動力,只要生活充滿希望,哪怕艱難困苦也會勇往直前、努力拼搏,如果生活看不到未來,人就會心灰意冷,甚至因絕望而走極端。城市“底層人”的生活已經艱難困苦,如果晉升到上層社會的路徑不暢,讓他們甚至他們的下輩都看不到未來,絕望與無助的思緒就會時常涌上心頭,一旦有“導火索”的觸動,悲劇就會發生。李唐盛世的開啟某種程度上就是打擊門閥勢力,實行科舉考試,讓寒門子弟看到了希望。當前,城市“底層人”的子女一出生就與富裕階層的子女存在天壤之別。翟天臨雖然高考成績很差,但他仍然能夠上好大學,甚至上名校的碩士、博士,城市“底層人”的子女即使天生聰慧,可能也會因家境貧寒而“默默無聞”。中國社會階層日趨固化,不僅不利于遏制城市“底層人”犯罪,也有礙于社會的發展進步,因此,只有打破階層固化,實現機會平等;打通城市“底層人”上升的通道,讓他們能看到希望與未來,才能激發城市“底層人”克服困境,不至于走向絕望與極端。

  (三)通過制度創新改變社會失序

  社會轉型涉及體制機制轉軌、利益再分配和社會階層更迭,難免會出現社會無序與失范。根據失范理論,社會失范往往在以下兩種情形下出現和存在:①現有的社會規范失效而新的規范尚未形成,②沒有為實現社會所鼓勵的成功提供足夠的正當手段23。社會轉型需要社會治理模式、機制同步轉型升級,因為原有的社會治理模式、治理機制在新的社會現實面前不再有效,而探索新的社會治理模式、機制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不可避免會走彎路。更為重要的是,當今中國要用幾十年時間走完西方國家幾百年才完成的工業化過程,不僅社會轉型程度深、范圍廣,而且時間短,各種矛盾和社會問題必然會集中爆發,社會失范問題自然更為嚴重,因此,要治理城市“底層人”犯罪多發的問題,必須切實改進社會無序的狀態。

  在我們看來,對流動人口實行社區化管理是改進社會無序的重要途徑。農民工在農村所遵循的習慣規范在他們進入城市后失效,而他們大多租住在城鄉結合部、城中村等社會管理相對薄弱的地方,國家對農民工的管理薄弱,其屬于失控狀態的邊緣人口24。根據失范理論,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將直接影響人的行為。在流動人口聚集的地方,盜竊、搶劫猖獗,黑惡勢力橫行,坑蒙拐騙大行其道,這些會在他們心中產生明顯的負面效應。要改變這種狀況,通過制度創新對流動人口實行社區化管理是必由之路,因為犯罪預防的真正基礎在于社會制度建設。社區作為人們的生活場所,對于健康人格的塑造、糾紛的及時解決等都具有積極的功效25。具體而言,根據不同流動人口的特點,構建多元化的流動人口管理機制。在流動人口集中的地方,可以按照地域或者職業重組成不同的社區,實行集中管理;在流動人口分散的地方,可以將流動人口納入所租居的社區,使其成為當地社區的一分子,在社區中設置專門的社區服務機構,所有居民登記造冊,實行數字化管理。簡言之,新時代需要創新社會管理方式,實現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同等待遇、同等管理。

  五、結語:治理城市“底層人”犯罪要注重社會政策的完善

  中國社會正處于快速轉型升級階段,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快速從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的農業社會過渡到以工業、城市、市民為主的現代社會,我國用四十余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二百余年才完成的工業化過程,社會快速轉型升級不可避免會伴生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近年來,城市“底層人”犯罪呈多發態勢,導致這一現象有犯罪人的個體原因,另外,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支持體系不完善以及國家對城市“底層人”關注不夠也是重要原因。面對城市“底層人”犯罪多發的問題,許多人只看到了犯罪人的個體原因,因而只強調嚴懲那些窮兇極惡的犯罪人。不可否認,不嚴懲那些窮兇極惡的犯罪人確實不足以平民憤,不足以發揮刑法的威懾效應。然而,李斯特指出:利用法制與犯罪作斗爭想取得成效,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正確認識導致犯罪的原因,二是要正確認識刑罰可能達到的效果26。菲利強調:對社會弊病,我們要尋求社會的治理方法27。既然社會原因在城市“底層人”犯罪多發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們就應該努力完善針對城市“底層人”的社會支持體系,進而消除導致城市“底層人”犯罪的社會原因,促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順利推進。

  注釋

  1參見朱奕奕:《上海浦北路持刀殺人案一審:黃一川犯罪時具限定刑事責任能力》(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11973 _zbs_firefox)。
  22018年6月13日,黃某在上海浦東砍人,致1死5傷,原因是黃某無業,報復社會;2018年6月18日,古某在四川樂山公交車內制造爆炸,造成1人重傷14人輕微傷,原因是生活不順,報復社會;2018年6月22日,西安市辛某在公交車內砍殺乘客,造成2死8傷,原因是拆遷巨款因賭球輸掉,發泄個人不滿,報復社會;2018年6月25日,一名男子在山東煙臺駕車瘋狂撞人,致1死10余人傷,原因是因賭球輸錢、家庭不和睦,情緒失控,報復社會。參見《惡性殺人頻發,是偶然還是底層絕望的信號》(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705/08/28572434_767832700.shtml)。
  3參見陳興良:《死刑適用的憲法控制》(http://blog.sina.com.cn/s/blog_90f0a0ef0101iqqd.html)。
  4參見陳煒偉,申鋮:《2018年經濟總量首次突破90萬億元我國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http://yzdsb.hebnews.cn/pc/paper/c/201901/23/c119720.html)。
  5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全國住戶調查:2017大樣本輪換》(http://www.stats.gov.cn/ztjc/zdtjgz/yblh/zysj/201710/t20171010_1540710.html)。
  6參見《翟天臨真實高考成績被扒網友推算可能僅348分》(http://news.sina.com.cn/s/2019-02-14/doc-ihqfskcp5177269.shtml);《翟天臨事件始末匯總!從研究生到本科再到九年義務教育全線存疑!》(https://www.sohu.com/a/294337832_100204940)。
  7參見邁克爾·戈特弗里德森、特拉維斯·赫希:《犯罪的一般理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8參見Franklin P.Williams Ⅲ,Marilyn D.Mcshane.Criminology Theory(Prentice-Hall,1994)。
  9參見張旭,單勇:《犯罪學基本理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10參見喬治·B·沃爾德,托馬斯·J·伯納德,杰弗里·B·斯奈普斯:《理論犯罪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1參見大谷實:《刑事政策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2參見石宏偉,陳宏雷:《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的社會保障問題研究》(載《改革與開放》,2016年第9期)。
  13參見陳益刊:《讓2億多農民工變市民中央財政推“人錢掛鉤”》(載《第一財經日報》,2016年8月9日(第A2版))。
  14參見高寧:《農民工社會保險現狀及對策分析》(載《人民論壇:中旬刊》,2013年第4期)。
  15參見羅天柱:《底層人群難題需全社會“求解”》(載《民主》,2006年第3期)。
  16參見切薩雷·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7參見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8參見于陽:《西方犯罪學社會支持理論研究及其借鑒意義》(載《犯罪研究》,2012年第6期)。
  19參見汪明亮:《以一種積極的刑事政策預防弱勢群體犯罪——基于西方社會支持理論的分析》(載《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
  20參見黃淑瑤:《從社會支持網角度看流動人口犯罪》(載《北京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
  21參見《2019胡潤富豪榜發布:馬云成華人首富!這些大學專業富豪最多!》(http://www.sohu.com/a/298197218_241050 sec=wd)。
  22參見《范冰冰涉稅案,罰款金額相當于其三年收入》(https://www.sohu.com/a/257591901_169436)。
  23參見麻國安:《中國的流動人口與犯罪》(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24參見曲伶俐:《論社會支持理論下的社會性弱勢群體犯罪預防》(載《法學論壇》,2014年第1期)。
  25參見衛磊:《刑事政策的當代發展》(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26參見弗蘭茨·馮·李斯特:《德國刑法教科書》,(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頁)。
  27參見菲利:《犯罪社會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70-71頁)。

  原文出處:魏漢濤,趙嫻.城市“底層人”犯罪多發的原因與對策[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2(02):18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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