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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后期英格蘭國王權力及其制衡機制

時間:2020-05-06 來源:學習與探索 本文字數: 10405字
作者:徐葉彤,顧鑾齋 單位: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摘    要: 在英格蘭七國時代,國王對于國家管理、羅馬基督教會的發展等問題進行了諸多的思考和實踐。賢人會議和封君法庭是七國時代世俗統治階級最具代表性的國家管理機構,教會內部也出現了類似于“早期宗教全體大會”的民主形式來解決精神世界中的某些爭端問題。王權在賢人會議、封君法庭以及教會系統中的影響是這一時期國家在教俗兩界的初步政治結構形態。國王的遺囑作為國王真實財力的展現,更好地向我們展現了王權的經濟基礎。王權在賢人會議、封君法庭、教會系統中享有何種權力,又受到何種制約,以及王權的本源為何物,這些問題共同塑造了英格蘭七國時代王權形成的軌跡。

  關鍵詞: 英格蘭; 七國時代; 王權; 賢人會議; 封君法庭; 基督教會; 王室財政;

  盎格魯-撒克遜史作為英國中世紀早期的歷史,國內學術界對它的重視遠不及中世紀晚期的英國史。在為數不多的關于盎格魯-撒克遜史的研究中,國內學者更加關注整個盎格魯-撒克遜時期或將著眼點放在西薩克遜王國統一其他國家之后的時期,而盎格魯-撒克遜早期——七國時代,幾乎沒有受到關注。國外學者對這一時期雖有所研究,但往往也是在其他主題下有所涉獵,并非專論“王權”。鑒于此,筆者希望能在這方面談談自己的看法。

  七國是指5—9世紀盎格魯-撒克遜部落中所結成的七大非正式聯盟。這一時期的重要性體現在它是諾曼征服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家形成期的序曲,各王國的國家管理形態是整個盎格魯-撒克遜的國家建構進程的源頭,并與其一脈相承,王權的興起是國家管理形態中最有分量的部分。事實上,中世紀英國的二元政治體制在七國時代就初見端倪,其中,賢人會議和封君法庭是世俗統治階級最具代表性的兩個國家管理機構,通過協商與“共同同意”的原則來處理國家內部事務;在教會系統中,教會內部也有類似于“早期全體宗教大會”的集會形式來解決精神世界中的某些爭端問題。而在賢人會議、封君法庭、教會系統之中,始終穿插著國王的權力范圍問題。國王的財富最能直接展現當時國王的真實處境,七國時代國王的財力是王權得以建立和維護的重要經濟基礎。國王遺囑作為其財力的直接證據,更好地說明了這一時期的王權是如何建立并得以維護的。與此同時,七國時代的各個王國不但要面臨由于不列顛島內各王國之間發展不均而導致的弱肉強食、相互征戰,還要抵御從8—9世紀開始的來自于丹麥人的接連不斷的入侵。這使得每個國王在這一時期都面臨著較大的危機和壓力。作為舊時每個部落聯盟的首領,他們在世俗和教會管理中享有何種權力,又受到何種制約?這些問題構成了中世紀后期英格蘭國王權力及其制衡機制的雛形。

  一、賢人會議對王權的制約

  在7—11世紀,賢人會議一直是七國時代乃至整個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英格蘭的一個重要政治機構。它是統治階級的一個集會,其主要職能是為國王出謀獻策,其成員由英格蘭最重要的貴族組成,包括神職人員和世俗貴族[1]355。這個機構雖然延續了古代日耳曼民眾大會的傳統,但卻日益走向貴族政治。七國時代處于英格蘭國家的形成初期,此時,大部分事務都混沌不定,七國之間、國家內部等各方面勢力的分界線還比較模糊,權力界限也不甚清晰,因此,此時的賢人會議還未有一個精確的性質[2]。但是,許多直接證據都可以證明賢人會議的各種活動,例如會議由誰召集、哪些人有資格出席會議以及賢人會議作出哪些決定等,這些在法典中都有所記載[1]357-361。
 

中世紀后期英格蘭國王權力及其制衡機制
 

  關于賢人會議的構成,首先應該解決的問題是:賢人會議由誰參加,即會議的構成;又討論哪些問題,即會議的權力范圍等。第一次有文字記載的賢人會議出現在公元600年肯特國王頒布的法典之中,但是在此之前,賢人會議就已經存在?偟膩碚f,大約有2000個憲章和40個法律準則證明了其中的各種會議的運作[3]2-7。這些文件清楚地表明,賢人是由國家最高級別的神職人員和世俗官員組成的,王室成員也出席,由國王來主持整個會議。關于會議的職能,由于賢人會議出席的成員不定,討論的議題也較為寬泛,查德威克認為沒有必要詳細探究賢人會議擁有的權力的性質,因為在這個問題上任何明確的結論都不符合事實[1]362-363。也可以說,在這個時期還沒有明確的制度來規范會議的權限,會議程序和召開時間、參加的人員以及會議地點也不確定。例如,931年的賢人會議由兩名大主教、兩名威爾士親王、17名主教、15名郡長、5名修道院院長和59名貴族組成;1005年的賢人會議由王后、7名王子、14名主教、16名修道院院長、3名郡長和44名貴族組成[4]40。

  關于賢人會議的權力范圍。許多繼承人是在賢人會議上被正式宣布為國王的,可見有關王位繼承的事務要經過賢人會議的批準或認可;郡法庭無法裁決的,特別是涉及政府官員的案件會交由賢人會議審判,賢人會議在某種程度上是國王主持的最高封君法庭。除此之外,賢人會議的議題還包括立法、稅收、向大土地所有者攤派兵役義務、監督國王和教會的鑄幣權等重要政務。承襲日耳曼習俗,賢人會議同樣受習慣法的影響,由于習慣法來源于人們共同接受的觀念,所以難免有國王的意見與大多數人意見相左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國王個人仍不及全體出席者所代表的權威,會議的決定必須獲得全體出席者的同意。但是,這些都只能說明此時的賢人會議類似于國王的龐大顧問團,若說它已經有了限制王權的作用則未免有些牽強附會。例如,此時所謂的“國王的選舉”,只不過是對已故國王的自然繼承者的正式承認的一個過程。不過,因為王位的繼承還是需要得到賢人會議中貴族的認可才能確定其合法性,所以,國王勢必不能隨意剝奪這些貴族的世襲財產,也不能輕易作出任何侵犯貴族利益的決定,以免貴族們在王位繼承的過程中形成阻礙?梢哉f,賢人會議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對國王的權力起了一定的約束作用,起到了平衡國王與貴族之間的權力關系的作用,只是這種約束和平衡的作用已如前文對賢人會議性質的評價——籠統且不精確。

  除了王位繼承問題,相較于同時期歐洲大陸的相應權力機構,賢人會議對國王的財產和產業等還有監管作用。最初,與其他土地所有者一樣,國王的收入來源也是他的私人土地上的收益。凡是土地所有者,無論是國王還是國民,都有權力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私人產業。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土地所有者們通過沒收的方式使其產業得到了極大的擴充,在這個擴充的過程中,國王其實并不是最大的贏家。各方勢力的攻擊使得王權備受打擊,有時甚至需要通過賄賂有權有勢又難以抗衡的大土地所有者以求自保。這讓王室產業很容易縮水。賢人會議的意義在于,如果會議不批準,國王就不得隨意向他人饋贈土地或產業等財產,如果國王的產業有所損壞,賢人會議有義務修復它,有義務對國王的損失進行賠償。正是基于這一點,會議成員會對國王的饋贈有所把控,使得賢人會議對國王財產有了監管的作用[5]。

  與未來的代議制度不同,賢人會議缺乏固定的程序、時間表或會議地點。賢人或許可以設法阻止獨裁統治并進行某些政府干預,但是它的召開只是對國王的召集的一種回應,更確切地說,只有當國王召集時,賢人才會被召集起來,賢人會議才會召開,而未經國王的同意,他們的集會就會被認為是叛國[3]21-22。因此,賢人會議更多的是為中世紀代議民主思想的萌芽積聚了文化傳統,代議制度的發展也正是從這些討論機構中繼承了政治習慣。賢人會議是比貴族議事會更加進步的一種形式,因為保留了古代民主的遺風,也就保留了習慣法中“共同同意”的原則。

  二、封君法庭中王權的運作

  在七國時代,各國通過封君法庭來處理國家政務,主要存在兩種形式:第一種是封君法庭。主要由直接封臣即直接從國王處得到土地的封臣[6]3,以及擁有國王領地的神職人員組成。第二種是巡回法庭。封君法庭在特殊場合舉行會議并由國王召集,當這種會議沒有召開時,它會被一個較小范圍的會議所取代,這種較小范圍的封君法庭本身就是一個連續性的會議,主要由國王的重要官員或某些特定的貴族組成[7],在國王的旅行時會跟隨國王隨時召開巡回法庭。

  從5世紀中葉盎格魯人、薩克遜人和朱特人進入大不列顛島直至1066年諾曼征服,是英國封建經濟以及封建制度形成的重要時期。封建主通過剝奪農民獲得剩余價值是封建經濟的本質,而前提必須是保證土地所有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英國封土制的條件下,維護和調適封授雙方的權利與義務的媒介是相關法律與法庭,這是維持封土制正常運行的重要步驟,也是封建制度形成和建立的重要環節。村、百戶區和郡是英國重要的三級地方組織,其中,村不單獨設立法庭,百戶區法庭每四周開庭一次,郡法庭一年中開庭兩次。

  庭審的重要依據是日耳曼人的習慣法,這種法律起初并沒有訴諸文字,只是靠人們口口相傳留存下來。習慣法并不單獨體現某個人的意志,而是經過人們共同同意便賦予了它法律的權威性。因為習慣法來源于人們共同接受的觀念,所以也就決定了封君法庭審判方式的本質是得到所有出席法庭的人的同意。主持法庭的是百戶長和郡長,他們都是由國王任命的具有裁決權力的法官,但是這也不能使他們跨越集體裁決的步驟,即國王的權威還是無法跨越共同同意的權威。隨著土地制度的發展,不少自由民為獲得封建主的庇護,將個人的土地轉讓給封建主而變成一種依附關系。雖然原則上每個自由人都有出席法庭參與判決的權力,但現實中逐漸變成了土地所有者才有資格出席法庭[4]50。同樣,每年僅開庭兩次的郡法庭,以12名封建貴族組成的法律委員會為核心,但是最終判決的結果必須贏得所有出席者的同意才有效[8]。

  正如上文所述,封建經濟的本質是土地所有者通過剝削沒有土地的農民或擁有少量土地的租地農民從而獲取剩余價值,這就要求封建主對直接生產者實行有效的統治。這種有效統治需要系統的官僚體系以及一定規模的軍隊,但是中世紀英國的生產力水平還支撐不起如此龐大的財力和物力支出,所以只能另謀出路。封君封臣制的存在很好地滿足了這一需求。相對于官僚體系和常備軍,封君封臣制是一種更低成本的統治方式;相對于封土制,它的權利與義務的關系是雙向的,例如封臣應當為封君服兵役、納貢并出席封君的法庭;封君應當維護封臣在其封土上所獲得的經濟收益以及政治管轄權等。七國時代的國王作為國內最大的封主,通過封君封臣制建立了一定的官僚體系和常備軍等,使得國家的管理機構和國防機構等有所保障,而這些較為原始的國家機構,正是通過封土制和封君法庭逐步建立起來的[5]。

  封建主擁有在自己的領地內召開封君法庭的特權,這是由國王授權的,當然也有封君自己篡奪附近百戶區法庭的可能性?偠灾,封君法庭是保證習慣法有效實施的重要機構,是封建法庭的另一種形式。這就意味著,封臣對封君的義務也包括封臣作為法庭的成員出席封君法庭、參與審判。因為在習慣法“集體裁決”的原則下,審判的結果必須獲得一定數量的法庭成員的共同同意才有效[5]。這樣,只有封臣的出席才能保證法庭“集體裁決”原則的順利履行,法庭的裁決才具有效力。七國時代,國王作為等級最高的封君主持最高級別的封君法庭,然而,根據“共同同意”和“集體裁決”的原則,無論何種級別的封君法庭,法庭的裁決并不能完全被封君所左右,即使這位封君是國王。

  國王作為最高的封君,他的封臣比普通的封君多,因此不可能每個封臣都能獲得出席的資格。例如,騎士盡管直接受封于國王,但是因為封地過小,往往沒有資格參加國王的封君法庭。久而久之,出席法庭的人也就僅限于大貴族,貴族會議作為封君法庭的另一個分支,也就起源于此[6]1-13。而且,因為國王的封土多,分封的條件也比較復雜,涉及封土的糾紛案件也多,國王每年到處巡游不可能隨時隨地召開貴族會議,就在大貴族中挑選出一些代表組成常務法庭,這些代表時時陪伴在國王身邊,隨時可召開貴族會議,為國王提供法律咨詢,逐步形成了國王的御前會議。由于這兩種會議的級別較高,再加上當時的公法和私法尚未形成清晰的界限,所以往往御前會議和貴族會議有雙重意義,一是解決大貴族之間關于封地的糾紛;二是負責修改和頒布新的習慣法、任免官員等——這是一般的封君法庭沒有的職能。

  英格蘭作為中世紀西歐國家中王權較為集中的國家,勢必會壓制地方法庭的司法審判權,這就使得御前會議成為全國最高法庭,凡是地方上不能或無權裁決的案件,都會上訴到御前會議尋求解決,這使得御前會議逐漸發生了質的變化。貴族會議作為國王封君法庭,參會成員包括所有大貴族,而御前會議則必須是收到國王召集命令的大貴族才有列席的資格?梢,國王在御前會議中的分量明顯比國王在貴族會議中要大,這就意味著國王在御前會議中有更多的決定權。雖然七國時代的封君法庭已出現了“共同同意”的萌芽,但是,王權仍為自己保留了余地——御前會議。同時,往往是法律專業素養較高的貴族才會被國王召集來出席御前會議,因此它的法律權威性在當時也就比貴族會議高。而當遇到極為復雜的案件或涉及大貴族糾紛的案件,為了尋求更高的權威性,御前會議還會擴充大貴族召集的范圍,征詢更多人的建議。召集的范圍有時包括一些專業法官,這也就是御前擴大會議。

  塞爾斯在《英國國王的議會》一書中,甚至得出了早期議會就是全國最高法庭的論斷[9]。盡管這種論斷有失偏頗,但是可見封君法庭對于議會起源的影響之深遠。因此,這些“涉及眾人之事須由眾人決斷”的共同協商、“公共權力的使用應以社會共同體的同意為原則”的“共同同意”,以及各等級團體委派代表的方式[10],都是代議民主思想的重要內涵之一。這就更加確定了代議民主思想與封君法庭是一脈相承的,中世紀代議民主思想來源于封君法庭并最終發展成為近現代的議會政治體制。

  三、王權對基督教會的干預

  賢人會議和封君法庭都是七國時代世俗統治階級的最具代表性的國家管理機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共同同意”的國家治理原則;同時,教會系統內部也有類似于“早期宗教全體大會”的民主形式來解決精神世界中的某些爭端問題。國王在這類會議中擔任何種職務,在教會系統中處于何種地位,王權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會議的決定、高級教職的任命?這些都是需要重點探究的問題。

  在此筆者先以惠特比宗教會議為例,闡述并分析七國時代教會內部事務的處理方式。諾森伯利亞的國王奧西維(641—670年在位)在宗教事務方面頗有貢獻,他在664年惠特比宗教會議上確立了羅馬基督教會對不列顛基督教會的領導權!队⒓虝贰返谌淼诙逭,以“與來自蘇格蘭的那些人在復活節日期上所進行的爭論”命名,記載了在英吉利教會歷史上具有關鍵性作用的惠特比宗教會議。其中“來自蘇格蘭的那些人”意指“信奉愛爾蘭教派的教士”,因為愛爾蘭教派在教義上不看重羅馬教廷訓令,在日;顒又兄鲝埱逍、與世隔絕般的、類似于“隱居”的教會生活;而羅馬教派教士自然是信奉羅馬教皇誡令,對自身為“從屬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教士”的認同感十分強烈[11]3-4。首先,負責解決這次爭端的惠特比宗教會議表明了一個事實:在七國時代就已經有了“全體宗教大會”的雛形;教會內部在意見不一致時,召開由教會系統中不同教階組成的集會[12]29。會議通常由國王主持,意見相左的教會雙方在會議上各抒己見,公開辯論,以此來解決爭端。國王先進行一段開場白,宣布議題并適時讓各方進行觀點陳述,確保雙方在陳述時間上的公正,以此把控會議整體進程直到宣布所通過的決議。然而,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會議由國王主持,但是國王的介入似乎只是表明會議的權威性,或者說表明相較于教會內部其他集會的不同。如果說國王具備對最終決策的某種導向性,那么,辯論的結果還是在于雙方在具體陳述觀點的過程中如何把握論據的要點和細節。因此,國王對最終決策其實并不具有決定性。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諾森伯利亞的國王奧斯維及王子阿爾奇弗里德,林迪斯凡主教科爾曼以及他的愛爾蘭教派教士,西薩克遜主教阿吉爾伯特以及陪同他一同前來的神父阿加塞和王子的老師威爾弗里德神父 [11]208。會議本該由科爾曼和阿吉爾伯特為主要發言人,但為了省卻翻譯之繁復,阿吉爾伯特授意其門徒威爾弗里德神父用英語代為陳述觀點。

  羅馬天主教派認為復活節日期應該為陰歷十五至二十一之間,而愛爾蘭教派堅持認為在陰歷十四和二十之間。據此,威爾弗里德引用了《福音書》和《律法書》的典故抨擊科爾曼,具體來講:彼得在《福音書》中也是在陰歷十五至二十一之間守復活節;而約翰守復活節的日期是根據《律法書》,即不是一定要在安息日后的第一天,但是蘇格蘭人往往總在安息日后的第一天守復活節。因此,威爾弗里德言辭激烈并作出大膽的結論:科爾曼等人的做法既沒有效法約翰,也沒有仿照彼得,既相悖于《律法書》,又相悖于《福音書》?梢,教會雙方的辯論并不是無關痛癢的客套流程,反而句句切中要害,并未給對方留有情面。另一方的科爾曼則舉出圣人阿納托利烏斯的觀點進行反駁,因為阿納托利烏斯曾寫下應在陰歷十四和二十之間守復活節。由于阿納托利烏斯在基督教史上的地位頗高,被認為是已被上天選中并能表現出神奇異能的神圣之人,其教風之正毋庸置疑,他怎么能夠被冠以“違背《律法書》和《福音書》”之名呢?這時,威爾弗里德引用了《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二節,“在最后審判的日子里,當許多人對主說他們是奉主的名預言、奉主的名趕鬼、奉主的名行許多異能的時候,主會說,他從來不認識這些人。”這個例子很具有諷刺意味,因為威爾弗里德以此來影射哥倫巴教父等蘇格蘭人聲稱他們所遵奉的復活節日期是遵循了阿納托利烏斯的規矩和誡命,繼承了圣人的圣潔。然而,正如“主說他從來不認識這些人”一樣,阿納托利烏斯可能也同樣會否認這種由蘇格蘭人單方面認同的傳承關系。

  會議的焦點在于威爾弗里德認為科爾曼等人有“將阿納托利烏斯或哥倫巴教父置于最神圣的使徒之首”的嫌疑,重申只有被天主授予天國的鑰匙的彼得才有此殊榮,因此,彼得所遵奉的復活節日期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選,并借勢直接將羅馬教會的教令定義為《圣經》所肯定的普世教會的教令。這時,國王并沒有再邀請科爾曼進行進一步陳述,反而終止了辯論,表明自己并不愿意違背天國大門的看門人——彼得——的立場,以免影響自己日后進入天國。這等于用這樣一種隱晦的語言宣布了會議決議,發揮了國王對會議決議結果的導向性作用。比德在這一章的最后記錄道,最終羅馬教派完美的習俗贏得了所有教士的贊同,鑒于比德屬于羅馬教會的立場,在此比德用了“所有的人”[11]214來表達對羅馬天主教派完勝的自豪感以及對結果無爭議性的刻意強調。然而,或許當時的事實情況并不是如此,可能是因為中間有某種范圍內的投票,也可能是國王話語權的導向性作用,使得最終羅馬天主教派在會議結果中的確占了上風,但并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的贊同[12]29-45。

  四、王室財政對王權的影響

  王權與賢人會議、封君法庭以及教會組織的關系,是七國時代國家在教俗兩界的基本政治構成。為了更好地認識王權在賢人會議、封君法庭以及教會系統中的地位和影響,我們還需要將國王的財力作一考察。而研究這一時期國王財富最好的文獻證據,當為國王的遺囑。

  由于七國時代各國之間的相互征戰以及維京人的侵略使得每個國家都面臨較大的經費開支。熊彼得曾在他的論文《稅收國家的危機》中提出,政治上的限制對直接稅和間接稅的出現造成了一定影響,從而為統治者提供了超出領土資源的收入即稅收,歐洲稅收國家就是在政治危機和軍事革命的雙重背景下產生的[13]。這個觀點雖然得到了許多政治、經濟學家如布萊迪克、邦尼和奧姆羅德的認可,卻不足以揭示英格蘭稅收國家形成的底蘊。諾曼征服之前,西薩克遜王國作為七國時代的最終勝利者,阿爾弗雷德國王(King Alfred, 871—899年在位)是通過“王權”(lordship)而不是“國家”(state)的概念來獲取可以發動戰爭的資源的[14]。阿爾弗雷德的遺囑起草于872—888年,其中涉及在艾特爾瑞德二世(978—1016年)統治時期屬于國王的部分財產[15]173-174。這表明阿爾弗雷德的遺囑處理的是被視為王室土地的財產,他在漢普郡、薩默塞特郡和威爾特郡的大部分遺產(多位于西薩克遜的中心地帶),連同他在肯特郡的私人領地,都遺贈給了他的次子——未來的英格蘭國王長者愛德華(899—924年在位)。此外,阿爾弗雷德將威塞克斯中心地區外的大部分財產分給了他的小兒子、侄子及其母親的親屬[15]175-177。由于這一時期王室的稅收方式還沒有將食物租金轉化為現金支付,所以地方官員和騎士等王室官員在特定時期為國家籌集的財政支持實際就是食物的供應,最顯著的是在冬季,一些偏僻小鎮的村民也被列入收稅范圍以維持王室的開銷[16]。同時,建立一個成熟的食品稅收系統還與王室的旅行路線有關。10世紀早期,王室旅行主要集中在英格蘭南部和中部[17],這表明阿爾弗雷德在遺贈土地時,更多的是考慮所立遺囑能否確保他的長子得到滿足王室統治需要的遺產,從而在他死后能夠穩固統治并順利地傳承下去[18]。這種做法在10世紀早期阿爾弗雷德的一位繼任者的遺贈中也可以看到[15]59-60。

  另一條探究途徑是考察他的現金遺產和一些有價值的祖傳遺物的去向[15]324。這些財產價值2000英鎊左右,被分配給了阿爾弗雷德的親屬、隨從以及一些貧困的人。其中,1000鎊許諾分給他的兩個兒子,800磅留給他的女眷和家臣,200磅分給神職人員和一些窮人。這種分配可以反映出阿爾弗雷德在給這類人的遺產上,明顯降低了土地財產的比重甚至基本不涉及土地。他將自己動產的十分之一遺贈給窮人和所需要的人,這顯示了阿爾弗雷德作為一名基督教徒的虔誠,希望能通過一己之力傳播福音。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支付這筆錢,甚至不能確定他是否擁有這么多財產:“我不知道我是否有那么多錢;或者說我也不知道是否還有更多,盡管我猜想有。”[15]177就國家管理而言,顯然還缺乏一個有效的財政體制。

  9世紀之后,維京人開始不斷入侵英格蘭。阿爾弗雷德國王利用國王權力統籌資源,鼓勵民眾在要塞駐防,同時要求教會也承擔起城市防御的責任[19]134-135。在阿爾弗雷德的統治下,國家漸趨繁榮,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國王與教會交換財產[20]。例如,延遲歸還教會財產、與教會交換對國王有利的財產,交換的結果是大量的教會土地分配給了王室成員及其追隨者。阿爾弗雷德及其后繼者以主權國家的名義吸納資源,發動戰爭,在軍事擴張時期,這個國家的資產主要來源于從鄰國收集貢品以及征用修道院的財產[21]。中世紀有一本名為《英國的預言》(Prophecy of Britain)的小冊子,可能是由一個威爾士牧師約在930年寫的,里面將英國人稱為“塞倫塞斯的稅收收集者”[22]。這在當時自然有助于阿爾弗雷德和他的繼任者擊敗維京人,這種主權國家吸納資源的方式在871—973年間曾興盛一時,但也造成了諾曼征服后早期英國教會的一些經濟隱患和社會問題,直到11世紀初期,英格蘭才逐漸開始向稅收國家演進。

  通過探究七國時代王權在國家管理機構中的影響、王權與基督教會的關系以及國王的財務處理等問題,我們認識了“溫和”的君主立憲制得以在英國確立的歷史根源。英格蘭的這種“溫和”孕育在國王與貴族、國王與平民、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關系和聯盟之中,賢人會議、封君法庭的建立和運行,使正在興起的王權沒有朝著絕對權力的方向發展。在教會系統中,七國國王在接受基督教時,也聲稱必須經過平民的同意。同時,教會內的爭端問題由教會內部集會解決,與國家事務的處理分屬兩套系統。教會集會雖然有時請國王主持以示權威性,但是國王在主持過程中也只能根據討論的情況順勢而為,并沒有決定性權力。國王對于主教雖享有“間接”任免權,但對于教會在宏觀層次上的爭端,如教令、教訓及教派上的分歧等,則基本上無權干預。王權在賢人會議、封君法庭和教會系統中的這種狀況,在國王的財產遺囑中也得到了旁證?偟膩碚f,七國時代的王權在世俗和教會管理中興起,但在興起的過程中受到諸多制約,難以朝著極權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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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處:徐葉彤,顧鑾齋.英格蘭七國時代王權的運行及其特征[J].學習與探索,2020(03):15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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