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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輝格黨人的貴族主義對英國的影響

時間:2020-05-06 來源:學習與探索 本文字數: 9527字
作者:裴亞琴 單位: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摘    要: 1832年議會改革是英國政治進入民主時代的轉折點。主導這次改革的輝格黨的政治態度是貴族主義在自由主義大行其道之前的最后呈現。輝格黨大貴族堅定地推動勢在必行的議會改革,以貴族責任感關注民眾疾苦,認為政治具有遠遠超過商業、財經、管理等技術性事務的重要地位,從而以完全不同于自由主義的政治風格創造了有利于自由主義發展的政治和社會環境。輝格黨貴族的努力使英國避免了暴力革命,此后的社會發展以和平而漸進的方式進行,同時這種風格使英國政治和經濟帶有獨特的保守審慎色彩。

  關鍵詞: 英國政治; 1832年議會改革; 輝格黨; 貴族主義; 自由主義;

  Abstract: 1832 Parliamentary Reform was the turning point for England in the era of the modern democracy.During this time the political attitude of the Whig Party,who was in power and firmly led the reform,was the last brilliant exhibition of aristocratism. The Whig showed solicitude for the people's suffering,regarded political arrangement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 technical affairs such as commerce,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Thus by a political styl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liberalism,they created polit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in England. Owning to the effort of the whiggish aristocrats,revolution was avoided in England,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after was peaceful and gradually. This kind of political attitude also made the English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approach quite conservative and prudent.

  Keyword: England Politics; 1832 Parliamentary Reform; Whig Party; Aristocracy; Liberalism;

  英國由霍布斯、洛克直至密爾以降形成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有著復雜的社會環境。在原子式個人主義的政治表達之外,還存在另一種思想力量:先在的貴族主義勢力。它與強調“自利”“自由競爭”和“小政府”的消極自由觀相對,構成了英國自由主義強大而穩定的背景和暗流。也就是說,強調個人權利的魯濱遜式自然人和最小政府的傳統自由主義,只有放在英國獨特的貴族社會背景之下才能被洽切地理解。18世紀末以降,由于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英國長期由貴族階層占據統治地位的等級秩序受到猛烈沖擊。然而,正是在這一時期,特別是1832年議會改革期間,貴族主義政治態度得到充分的展現。改革之后,英國選區和選舉人資格的變化體現了經濟結構的變革和隨之而來的階層實力對比的變化。原有的大地產所有者階層在議會中的優勢地位逐漸被新型財富擁有者取代。中產階級開始步入此前由大貴族獨霸的政壇。此后,自由主義在英國大行其道。然而,這次由輝格黨主導的改革并非有意識地邁向自由主義和民主,毋寧說,輝格黨在改革中所做的恰恰是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劃清界限,同時極力防范民主思潮。在力主改革的進程中,輝格黨貴族構建了相當明確的貴族主義話語。
 

1832年輝格黨人的貴族主義對英國的影響
 

  一、1832年議會改革前夕的英國政治和政黨

  19世紀初,喬治三世統治之下的英國矛盾重重,并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議員的選區劃分極不合理。工業革命之后,西北地區出現了煤礦、鐵礦和大工廠,人們大量涌向西北,從而出現了曼徹斯特、伯明翰等新興大工業城市。同時,東南部舊市鎮開始衰落,人口減少。然而根據選舉法,新興城市數萬甚至十萬以上的居民沒有議員名額,東南部各郡農村地區和舊市鎮卻仍有選派議員的權利,后者成為所謂的“衰敗選區”。衰敗選區的名額受控于大地產所有者,引起新興城市中產階級的強烈不滿。二是1815年政府頒布的《谷物法》引發了深刻的社會矛盾。該法案旨在通過維持國內谷物較高價格和限制谷物進口來保護農場主利益。谷物高價會提高工人工資和生產成本,因而遭到工商業界的強烈反對。三是嚴峻的宗教問題亟待解決。1801年,愛爾蘭與英國合并。根據英國相關法律,占愛爾蘭人口大多數的天主教徒不享有公民權,不得參與國家政治活動。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和民眾對此表示憤慨,經過奧康奈爾(Daniel O’Connell)等人的不懈努力,1829年,威靈頓政府通過了“天主教解放法案”,在附有限制性條款的前提下賦予天主教徒公民權。然而,該法案又讓托利黨內堅持國教立場的極端分子對威靈頓政府極為失望,從而引發托利黨分裂[1]。1828年,由于農業歉收和糧食價格上漲,幾乎所有經濟領域都陷入危機。突發的經濟蕭條導致失業和騷亂等社會問題,與選區劃分、天主教徒公民權等已有矛盾相疊加,各階層民眾的不滿最終匯集成對議會進行改革的強烈要求。

  18世紀初漢諾威王朝時期,由于輝格黨以光榮革命的功臣自居,加之來自異國的國王喬治一世和喬治二世疏于英國朝政,形成了以沃波爾為首的輝格黨內閣長期執政的局面。1760年,喬治三世繼位之后,努力淡化兩黨之間的界線,不依據政黨派別組閣,而是全力拉攏議會中支持自己的人組建“國王之友”,致力于改變此前輝格黨專權、王權旁落的狀況,從而使輝格黨很快失去其自喬治一世時代開始享有的近半個世紀的霸權地位。議會改革之前,除了1806—1807年短暫的輝格黨“賢人內閣”之外,輝格黨一直處于在野狀態。

  執政的托利黨意識形態并不統一,它分化為三個派別:一是極端分子,極力維護英國現有政治和宗教秩序,反對賦予天主教徒平等的權利。二是自由派,其特點是不固守托利原則,處事靈活,愿意與輝格黨達成妥協,1827年組閣的坎寧(George Canning)即是如此[2]。三是保守派,以威靈頓和皮爾(Robert Peel)為首,盡管威靈頓執政期間以強硬的態度在議會兩院通過了“天主教解放法案”,他們卻完全不支持議會改革,認為改革一旦開始,勢必引入平民政治。后來成為托利黨主流的皮爾派深受自由主義影響,盡管反對議會改革,極力維護既定秩序,卻信奉政治經濟學,努力革除經濟壟斷的“毒瘤”,減少政府法規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保障市場經濟正常運行[3]。他們熱衷于具體經濟問題,對政府作用持消極態度,認為面對苦難時民眾應當盡力自救。

  威靈頓于1828年1月組閣。此時社會各界要求改革的呼聲強烈,同時,天主教解放問題迫在眉睫。1829年,威靈頓政府通過“天主教解放法案”之后,托利黨內的極端分子旋即倒戈,轉而支持輝格黨的改革立場。然而,頻發的農民暴動使極端托利黨人相信,必須采取措施以“贏回人民的尊敬和信任”[4]53。1830年11月,面對社會強烈的改革要求,陷入孤立的威靈頓被迫辭職,輝格黨領袖格雷(Charles Grey)組閣。

  在輝格黨方面,它先是在18世紀上半葉長期執政,支持既有的、寬容的新教秩序,是基礎廣泛的政治聯盟。在政治上較為重要的輝格黨人往往出身名門,大土地貴族的家世和出身逐漸構成輝格黨成員的共同社會背景,促使他們擁有相對一致的政治態度和價值觀。法國大革命之后,輝格黨分裂,以柏克為首的羅金漢姆輝格黨人強調秩序、歷史和傳統,對革命及其理性主義哲學大加批判;這一保守主義思想資源后來被托利黨吸收。?怂古蓜t對革命持有相對樂觀和歡迎的態度。長期在野的年代,?怂古芍饾u以?怂沟闹蹲踊籼m勛爵(Henry Vassall-Fox,3rd Baron Holland)為中心形成緊密團結、相對封閉的輝格黨貴族共同體;籼m、格雷和羅素等人自認為是光榮地維護了議會政治和自由體制的偉大輝格先輩的后代,是開明、擁有良好教育且代表進步方向的政治力量,因此是國家的天然統治者[5]14。由于擁有更為雄厚的財富、更多閑暇以及引以為榮的家族歷史,他們熱衷于議會生活,展現出十分排外而獨特的高層輝格黨人的政治風格。此外,1808—1830年間,以布魯厄姆(Henry Brougham)為代表的輝格黨人努力在地方利益和中央政黨政治之間建立關聯,促使輝格黨回應公眾意見和民間疾苦,贏得了很多中產階級活動家的支持,在輝格黨復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6]2-3。

  改革前夕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和壓力使托利黨四分五裂,卻使輝格黨人聚集在一起。在執政并主導議會改革期間,輝格黨人的政治態度和風格是明確的貴族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對自由主義的反對。

  二、高層輝格黨人的貴族主義敘事

  議會改革在以格雷為首的高層輝格黨人的領導下進行。格雷認為,“在這個民主和雅各賓主義風行的歲月,唯有這些大貴族可能還保有真正的能力……這個階層是國家和王位之安全的保障”[4]54。格雷的內閣成員幾乎全部來自輝格黨大貴族,而且互為親屬,13名內閣成員中只有格蘭特和布魯厄姆是非輝格黨大家族出身,僅格雷家族就有7人。這些輝格黨大貴族憎恨普通鄉紳的威權主義傾向,認為這種傾向勢必與國家利益相對立[5]13-4。這種排外而高高在上的風格引起很多人不滿,身為輝格黨成員的布魯厄姆一直抱怨輝格黨僅僅是少數輝格家族的私有物品(private creature)[6]143。托利黨著名領袖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批評輝格黨“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在這個自由而平等的國度建立寡頭統治”[7]。 然而,在改革前夕社會沖突復雜、民眾情緒動蕩的情勢下,脫穎而出擔負起領導職責的正是極具貴族色彩的輝格黨,在輝格黨人看來,這次改革就是熱心而堅定的少數對抗麻木而猶豫的多數的斗爭[8]1。

  1.議會改革的目的是緩解民眾不滿,避免社會革命

  高層輝格黨貴族沒有以抽象權利理論來論證改革的必要性,他們認為改革是不得已而為之,是對現有政體的一種補救,而不是激進的創新或革命。改革不是試圖改變原有秩序,而是為了回應民眾要求,防范進一步的暴亂和激進民主;籼m以輝格黨神話和對歷史的輝格主義解釋為基礎,認為在當前議會體制下王權對下院的干涉不可避免,而這種干涉是十分有害的,所以“現在是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了”。墨爾本向維多利亞女王表明:“我不是很支持它,但我認為它不可避免”;議會改革法案“僅僅是為了在當下滿足民眾,僅此而已”。格雷在上院說:“法案的原則是預防革命。”[4]56改革法案對當下社會積弊最有力的糾正和補救措施,就是賦予中產階級選舉權。執政的輝格黨貴族認為,只要賦予中產階級選舉權,有財產者就會與貴族一道努力緩解民眾的不滿情緒,匡正社會無序狀態。

  在高層輝格黨人看來,歷史發展的推動力不是民眾,而是受過良好教育、在議會中控制著國家組織的貴族。為了避免極端民主,必須賦予中產階級選舉權。一方面,如果不改革,公眾不滿將誘發普選權和秘密投票等更為激進的民主改革要求,這將使英國陷入革命性混亂甚至內戰。支持輝格黨的歷史學家屈勒味林曾評論道:“越仔細研究當時情境,就越難以想像除改革之外不會導致災難的其他選擇。”[8]3另一方面,將中產階級聯合起來,不是為了使英國更民主,而是為了確保社會秩序和財產權,讓英國社會更富有貴族氣息。

  2.貴族應關心民眾疾苦,關注“公共善”

  輝格黨貴族文化的核心在于對貴族和人民之間密切聯系的認知和重視。面對民眾要求改革的壓力,輝格黨人認為應該以積極的姿態予以回應。?怂古筛邔虞x格黨人在繼承了18世紀輝格主義傳統學說的同時,明確闡述了貴族與人民的關系:政府不僅源于人民,而且為了人民,人民是所有共同體的合法主權者。輝格黨人不是民主派,他們堅決反對民眾直接參與政治,但是他們認為,關心和回應民間疾苦、與民眾之間建立密切關系是政府的首要責任。人民不能直接行使主權,人民的權利應該通過委托來實現。委托人是那些富有德性、公正無私的人,他們從王權手中爭取對人民權利的承認,著眼于公共福祉。這些富有公共精神的人就是輝格黨大貴族,只有貴族才具有對“公共善”的純真熱情。所以,盡管他們擁有巨額地產,與地方保持密切關聯,卻并未成為地方暴君;相反,他們在議會中磨礪政治技巧,向專制王權發起挑戰。巨額財富和大量閑暇使他們能夠公正地站在國家立場來行事,古老家族世系和輝格黨的光榮歷史則證明他們擁有服務于人民的美德?傊,輝格黨人支持民眾權利,但認為應該由貴族為民眾謀取權利,而非由民眾自己直接參與政治。正如羅素所說:“輝格主義的精神就是,為人民爭取他們能夠把握的自由。”[5]22

  與輝格黨對民眾呼聲的積極回應相對,在托利黨內部,溫靈頓等舊體制的維護者們以贊揚英國實用主義和傳統美德的立場來對抗法國大革命宣揚的普世原則和激進態度。但是,在民眾方面,無論出于宗教的原因還是新興城市中產階級由于缺少席位而被排除于代表權之外的事實,是不能僅以“實質代表權”來敷衍的尊嚴問題[9]。實質代表權認為,雖然某些教會、地方、階層或利益沒有通過法定程序被代表,實際上它們在既定體制下已經獲得了間接的代表。高層托利黨人在選舉問題上以強硬而不妥協的態度維護既定秩序,最終導致其保守主義的僵化和腐化。

  3.貴族的政治責任優先于經濟發展

  在托利黨內,自皮特開始,新興的、對政府作用持消極態度的自由主義論調大行其道。他們認為,與政治改革相比,關稅和金融改革是當務之急;強調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主張國家盡可能不去干預和控制經濟生活。這種論調在輝格黨內也有影響,不少青年輝格黨人研讀了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著作,接受自由主義學說,認為商業政策、公共財政和農業發展等比政治制度更為重要。與這種“最小政府”的主張相反,輝格黨高層的大貴族們積極回應民眾要求。他們并不認為社會和經濟弊病能夠通過自我調節而得以解決,因而特別強調國家應該承擔起公共責任,在特定領域必須進行干預。19世紀三四十年代,輝格黨以議會改革法案為契機,積極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此后,執政的輝格黨不斷授權給中央和地方政府,通過立法改善民眾生活狀況,實施宗教寬容政策[5]36-7;籼m、格雷、羅素等人信奉貴族的公共責任理想,認為既然擁有主權的人民已經賦權輝格黨進行統治,他們就必須擔負起統治責任,以不辜負民眾的信任。在輝格黨高層看來,這不是對權力或對公職薪水的貪欲在作祟,真正的自利者恰恰是那些綁架了人民的信任,而在地方上稱王稱霸或只顧塞滿自己錢袋的人。

  與此同時,輝格黨的大貴族們相當蔑視具體的行政和經濟事務。在他們看來,當前最要緊的是政治,而不是行政效率或商業利益;籼m抱怨“時下的自由主義圈子中越來越流行政治經濟學”,痛惜讓兩黨年輕人著迷的政治經濟學切斷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最后聯系,譴責狹隘、自私自利的中產階級激進分子試圖綁架輝格黨;羅素將政治經濟學稱為“可怕的東西”,呼吁同僚“先做英國人,然后才是經濟學家”[5]27,57;格雷對財經事務缺乏興趣[4]67。這些輝格黨高層人士認為,政治經濟學家們自稱為自由主義者,他們往往在商業政策上沒有錯,但在是否承認人民的自然權利等重大的自由原則方面卻冷漠而自私、狹隘而專橫。在財務、管理和商業方面,這些自由主義者們或許相當專業,但如何確保此種精明算計能夠被用來為民眾服務呢?與之相對,輝格黨政治家們把熱情和能力保留給自己擅長的公共政治事業,當遇到技術問題時,則傾向于采取一種外行的超然態度。一旦確立了政策路線,在具體事務的操作方面可以起用代理機構和代理人。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輝格黨內閣比此前任何內閣都更多地使用調查委員會,創造了更多的政府機構和行政職位[5]81。在拒絕接納新勢力的權威主義和放棄公共責任的自由主義這兩種極端立場之外,輝格黨政治家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建構強大而受民眾歡迎的政府。在議會改革時期,托利黨人一方面不愿意擴大選舉權,另一方面接受政治經濟學的教導,為公共生活傳達了一種狹隘、自私、惡俗的物質主義;輝格黨盡管忽視了公共行政、政治經濟學和莊園管理等技巧,但他們全力表達的是貴族榮譽和愿意為民眾福利而努力的公共精神。所以,人們選擇了輝格黨,拒絕了自由主義。

  4.以貴族主義精神超越抽象的自由主義價值

  輝格黨人持有的貴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最根本的差異在于對政府的看法不同。自霍布斯、洛克以降,英國自由主義者對政府一貫持有消極態度,認為政府的存在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惡,從而沒有興趣探討國家的倫理責任。在他們看來,必須對國家權力加以限制。自由主義以個人為核心,鼓勵個人自救和自我改善精神。在這個框架下,政府權力和政治范圍大大受限。與之相對,在自由主義日漸走向主流的年代,輝格黨不為“好政府意味著管得少的政府”的消極自由主義觀念所吸引。他們不認為改善社會環境和個人生活狀況主要依靠個人努力,從而拒斥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世俗個人主義。輝格主義者賦予貴族以特權,這是一種附帶政治責任的傳統特權,它認為輝格黨成員、議員和閣員理應擔當守護社會秩序和個人自由的責任,倡導公正無私和富有公共精神的政治美德。他們以積極的態度看待政治權力:“一個民族的繁榮和德性、權利和智慧所仰賴的是法律和政府。”[5]34因此,政府必須是回應型的。

  此外,自由主義是普世的,貴族主義是民族的;自由主義強調個人平等,貴族主義支持貴族的出身和價值觀,強調社會等級秩序;自由主義指向抽象權利,貴族主義則指向在既定等級社會中的具體權利;關于責任,自由主義者的理解是私人化的,輝格黨高層的理解是公共的、政治性的。

  在議會改革的年代,這樣的輝格黨人成為唯一愿意且能夠領導這次“運動”的有產政治家群體。雖然在1830年格雷組閣之初的執政黨并不是完全排外的輝格黨群體:它包括自由托利黨、溫和派、自由主義者、?怂馆x格黨,甚至一兩個哲學激進分子,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承諾進行議會改革的臨時性政治聯盟;但是改革法案僅僅是此后10年間系列政治事件的第一項。法案通過之后,民眾壓力并未消解,政治氣氛仍處于連續不斷的緊張狀態,在此期間,政治高層發生了重大改組:自由托利黨人害怕改革走得太遠,獨立的自由主義者則厭惡復雜的派別斗爭,他們都退出了政壇。留下來的自由分子往往選擇更為安靜的角色,承擔技術性和財務性工作,這些工作恰恰是輝格黨高層貴族們避之不及的。全新的政治氣氛熄滅了自由主義者的熱情,卻極大地刺激了輝格黨人的興趣。輝格黨高層貴族對自由主義精神無動于衷,視政治服務為己任,在議會改革的年代春風得意。最終,歷史證明,輝格黨人積極回應民眾要求的做法是正面而有效的:“代表”“選舉權”等政治層面的呼聲超越了金融、商業等具體事務領域的理性算計。在這個群情激昂、要求政府對重大社會矛盾有所回應和作為的年代,政府不應全力以赴于谷物、金錢和商業,而應著力于更為宏大而根本的政治改革和社會改良。

  三、貴族主義在英國的持續影響

  輝格黨的改革原則同時受到來自托利黨和激進的民主派兩方面的指責:托利黨認為輝格黨擴大選舉權的舉動是在自掘墳墓,它勢必使英國走向民主;民主派則認為輝格黨出臺的法案極端矯飾虛偽,改革后的議會保護的仍然是以輝格黨貴族為代表的有錢人的自由和權利,政權仍然掌握在貴族手里。在某種意義上,托利黨和民主派對輝格黨的指責都是正確的。一方面,改革后的政府的確更加具有貴族特色,民眾仍然被排除于政治權利之外;另一方面,長期而言,改革也打開了一扇永遠關不上的窗,英國從此走上漸進式的民主道路。

  盡管輝格黨受到諸多批評,然而,在民眾群情激憤要求議會改革的非常年代,在語言上,輝格黨人表達了團結的而非分裂的政治話語;在政治上,向中產階級讓渡權力,在人民與政府之間建立起更為密切的關聯,恢復了社會和平,為英國此后穩定的政治發展奠定了基礎;谒麄兊呐,英國在動蕩不安的19世紀未曾發生革命性暴亂,是1848年唯一沒有發生暴力革命的歐洲國家?梢,政府對民眾請愿是回應性的,政府是減輕苦難的源泉,這種貴族主義態度使英國以和平方式完成了政治現代化所需要的制度變遷。雖然統治者主要出自貴族階層,但中產階級逐漸擁有了政治權利,他們的經濟實力和政治自由一并得到提升。羅素曾自豪地總結道:“我們的改革帶來了四十余年的繁榮,沒有動亂,沒有破壞國王的君權、議會的特權或民眾的權利和自由。”[4]78

  這次議會改革改變了選舉權原則,在原有貴族出身和地產資格原則上加入了新興財產的勢力,在此過程中,英國輝格黨高層貴族在政治舞臺上展示了寬容精神和開放態度,在極易分裂的政治環境中,使這個時期的英國精英階層呈現出整體上的團結。與之相應,盡管輝格黨人在政治上十分審慎,認為參與政治的前提是擁有財產和良好的教育,將最窮最無知的人的觀點與那些最富有、受過最好教育的人的觀點同等對待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政治需要教育、智慧和公共精神;但是在前自由主義的時代,輝格黨人的努力使貴族免于在暴力革命中消亡,甚至英國貴族在議會改革期間展示出更加舉足輕重的政治地位和感召力;而且,在制度層面,促使英國等級社會成為一種倚重于個人能力的貴族制,它與歐洲其他國家完全依據血統和出身的種姓制截然不同[10]。注重種姓的貴族逐漸成為不承擔政治責任的身份象征,英國式貴族則因其開明特質而承擔了這一時期國家政治的主導責任,并成為推動英國從傳統向現代平穩發展的有力保障。

  由于輝格黨的努力,19世紀40年代英國的社會壓力得到消解,人們不再需要輝格黨式的積極立法的政治方式。與此同時,民眾的能力得以提升,他們不再需要貴族領導,而是要求自己參與政府運作。人們對輝格黨人華麗的演說、熱情的政治想象及其對社會和政治改革的全面性承諾失去了興趣,逐漸產生了既不需要也不想要輝格黨人的傾向。商業中產階級也表現出不再深化政治改革的意愿,接受了溫和的自由主義。在沒有突出矛盾的和平年代,人們再次回到對商業、行政管理、財政事務、莊園管理等具體事務的關注,經濟自由主義大行其道。1841年,輝格黨在選舉中落敗,失去執政地位。這次失敗說明輝格黨傳統貴族的身份認同與偏向保守的政治態度已經無法適應自由民主的時代精神。1859年6月,輝格黨和皮爾派分子聯合在圣詹姆街的威利斯大廳舉行大會。由于“輝格”這一名稱和過時的貴族主義政治連結在一起,所以逐漸被大多數輝格黨人所厭棄,他們開始自稱為自由黨人。這次會議標志著自由黨正式產生,作為政治黨派的“輝格黨”從此淡出歷史舞臺。

  盡管不再活躍于英國議會,但主導改革的輝格黨對政府在危機時刻承擔起政治責任的呼吁,對社會中精英階層回應民眾疾苦的要求以及對“公共善”之純真熱情的倡導,在今天看來也仍不失可敬。此外,在政治實踐中成為歷史的輝格主義貴族政治觀念并未消亡。經濟上,由于人們熱衷于追求貴族品位的紳士風格,不屑于從事經濟和技術性事務,中上層階級接受了阻礙經濟創新和增長的價值觀和態度[11]——這不啻是輝格大貴族特有的傲慢或文化怪癖的延續,致使英國進入20世紀之后驟然落后于其他歐美國家。政治上,它所主張的既反對專制又認同精英主義的政治態度在英國影響深遠:在現代民主世界,英國政治表現出獨特的保守審慎特質。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英國仍然充滿古老的騎士精神,就連奮發向上的勞動者也試圖養成貴族的倫理和舉止。這一特別的英國氣質從1832年議會改革期間輝格貴族的敘事中可窺其端倪:它以十分貴族的方式走向民主,它所實現的民主富有貴族氣息。

  總之,在1832年議會改革期間,執政的輝格黨人所表達的貴族主義在英國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它是英國歷史上與自由主義并存的重要政治理念和思維模式,也是英國自由主義生長的背景和土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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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124頁。
  [11] 威納:《英國文化與工業精神的衰落:1850-198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頁。

  原文出處:裴亞琴.1832年英國議會改革期間輝格黨的貴族主義敘事[J].學習與探索,2020(03):161-16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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